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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蒙古族居住习俗
作者:芙蓉    内蒙古风情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017    更新时间:2014-12-14    

 

一、居住类型

(一)洞穴居所

蒙古语称洞穴居所为“诺恒·格日”或“阿贵·格日”。(“格日”在蒙古语中是“房子”、“屋子”和“家”的意思。“诺恒”或“阿贵”意为“洞穴”。)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民族也与其他地区的不同部族先民一样,在天然洞穴或岩棚当中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襁褓时代。这些洞穴大都位于河流、湖泊沿岸地带。这里既是各种野生动物汇集的场所,又是野果、野菜等最为丰富的地方,可谓狩猎采集者的天堂。1953年,蒙古国地质学家阿·那木南道尔基在科布多省境内的辉特青和尔河沿岸发现了一处古人穴居遗址———辉特青和尔洞穴。此后,考古学家那·色尔奥德扎布、阿·波·奥克拉德尼科夫、阿·伯·德热瓦亚尼科夫等又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考古发掘,“从岩洞中发现了少量石器和人类骨骼遗存”。此外,一项重要发现为“距今约20000 ~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彩绘岩画”。岩画内容有鸵鸟、猛犸、岩羊等,它们客观再现了当时穴居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蒙古高原上,这类史前穴居遗迹还有很多,如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境内查干洞穴、奇很洞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嘎仙洞遗址等。他们在穴居于自然岩洞的同时,还本能地对洞穴本身进行着人为改造。20世纪末,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依据一张神秘地图,寻找部族发源地,找到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古尔板·布德山(即三龙山)。据他们说,这山上的古尔板·布德洞就是印第安部族早先的居住遗址。有关研究证实,这个洞穴虽为自然形成,但地上有火炕类设施,明显有人工修整过的痕迹。洞穴口沿处,还刻绘有少量同心圆和螺旋纹题材岩画。继天然洞穴和人工改造过的洞穴居所以后,草原先民们借助丰富的生活经验,又利用土岗台地制造了人工挖掘的洞穴居所或半地穴式建筑等,为人类居住史开启了新的纪元。

(二)半地穴式建筑

蒙古语称半地穴式建筑为“额如恒·格日”。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发展,告别了洞穴居所以后,草原先民们便开始建造、使用半地穴式建筑,即额如恒·格日。据蒙古学者德·迈达尔和勒·达力苏荣的推测,蒙古高原上的这种半地穴式建筑大约产生于5万年以前。这时高原上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气温日剧暖和、四季开始变得更加分明,人类也用不着整年居住于洞穴深处了。此外,随生产工具的逐步发展,狩猎地域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动物驯养的开始,更需要一种临时性房屋的产生。考古学家盖山林所说,当“进入畜牧时代之后,游牧人为了大面积利用草场,不得不舍弃山地走向平坦的草地,住宅也不得不搬出山洞而去自营住屋”。据推断,这种房屋是通过挖土坑,用石头或木头筑墙,用柱子斜面固定住围墙用的木头所制成的住所。像这类型房屋,半地穴式建筑(或额如恒·格日)的出现,不仅证明蒙古高原人类居所的雏形如同今日的蒙古包,而且也代表着在蒙古高原人类的发展的历史。

(三)窝棚式建筑

窝棚是北方草原地区狩猎民族最为典型的居住形式,蒙古语称“道布·格日”。《隋书·室韦传》载,钵室韦“用桦皮盖屋”。蒙古先民早在森林之中以游猎为生时, 亦以窝棚式房屋为常居之所。后来的蒙古包就是从当时的窝棚式建筑演变而来的。随着蒙古先民的生产形式从狩猎变为游牧,生活环境由山岭转向草原,窝棚的结构也随之发生诸多改变。近代,“内蒙古苏尼特部落的男女萨满仍然住在这种道布格日进行宗教活动”。“道布格日”结构较为简单,用数根长约6米、直径约7厘米的木杆支起圆锥形支架,然后由底部开始苫盖野草,每苫一圈就要绑上一根细条子,以防苫好的草盖脱落,一直苫到窝棚的尖顶为止,最后用草绳或树皮绳捆扎牢固即可。夏季上山打猎时则多以桦树皮苫盖窝棚。此外,也有覆以兽皮的撮罗昂库。窝棚不设窗,门向南,挂以麻草或皮制门帘。室内就地摆放多根木杆,上面覆以草垫和动物皮毛等。房屋中心地带设灶火区,燃篝火,即可吊锅做饭。与蒙古包类似,一般长辈居北侧,晚辈分占东西两侧。有关北方地区山岭之中的此类房屋结构史书中早便有记录。如《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骏马桦皮屋乃“构木类井干,覆桦为室”。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的曼德拉山岩画和巴彦淖尔盟境内的阴山岩画中有也有类似窝棚建筑的图形,可谓岩石上的历史的凝记。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众多狩猎民族纷纷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使用窝棚建筑的人群也变的日渐稀少。

(四)穹庐式建筑

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住所,蒙古语称“格日”或“伊斯给·格日”。古称“穹庐”,又称“毡帐”、“毡包”、“毡房”等。“蒙古包”一称源于满语。《黑龙江外记》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博,俗读为‘包’”。“包(或博)”的意思为“家”或“屋”。这种房屋乃是适应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和草原民族游动性生产活动的需求,而形成的可移动性生活起居空间。它以其适合游牧生活特性而一直沿用至今。

蒙古包是游牧生产生活的产物,也是蒙古牧人生活的温馨港湾。蒙古包作为草原民族居住的典型代表,不仅在中国民居中独具特色,而在世界民居中也引人注目。蒙古包因其构造简单,易于折叠、搭建、拆卸和运载深受游牧民族的青睐。一顶蒙古包,用一辆勒勒车就能拖运,搭卸只需几十分钟,非常方便。蒙古包的外围毡的厚度可随季节增减,或在天热时卷起通风,以适应气候变化。

蒙古包为天穹式、呈圆形,木架外边用白色羊毛毡裹盖的居所,在清朝时期改称为“蒙古包”。“哈那图·格日”与“敖博海·格日”的区别在前者有“哈那”,后者则无“哈那”,但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比后者有着实用面积大等优点。人类学会了打磨更加精制的工具后,打猎所获食物远远超过了以前。为了解决储存这一问题,“哈那图·格日”便应运而生。有证据显示,蒙古先民在2 000年前已经住着毡房,因此史料称蒙古族为“毡房民族”。有学者认为,“哈那图·格日”不仅仅是游牧生活的产物,也是蒙古社会制度的映射,“哈那图·格日”在蒙古语中是有围子之房,又称“毡房”,清朝即“套脑”代表着皇帝,“乌尼”代表着千户侯,而且“套脑”辐射着“乌尼”,代表着中央集权的至高无上和层级管理制度。

蒙古包是由木材、皮、毛为原材料构成的。它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木制部分、毡制部分和绳索等三部分。木制部分有支撑和调解大小作用。毡制部分有保暖、覆盖作用、绳索主要用于固定和缝合。

蒙古包(伊斯给•格日)(摘自《内蒙古民俗志》) 

1.木制部分

蒙古包的木制部分有陶脑、乌尼、哈那、门、柱。这些是蒙古包的骨架。

陶脑即顶窗。它的形状当大小直接影响毡包的整体形态。蒙古包有两种其区别在于顶窗的构造上,一种为轩插式顶窗,就是乌尼杆与顶窗是分开的,搭建时将乌尼轩的细尖插入顶窗孔内,使顶窗位于乌尼的支撑下。另一种为连接式顶窗,就是乌尼杆与顶窗是连接的,拆卸时将乌尼轩的粗端与哈那上端分开并将顶窗分为两个部分。

乌尼相当于椽子,是用圆形柳条做成。将上端削扁,插入顶窗周围的孔里,用马鬃和驼毛和拧的绳子串起来,与顶窗形成一个整体,再把另一端与哈那连在一起。

哈那是指蒙古包的支撑围墙,是用约2米长的细木杆相互交叉编扎而成的活动网状物,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伸缩,即折叠起来它会缩成不足50公分的长方体,撑开来它延伸成三四米的网状墙架。这样几张网状物和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圆形墙围,接着把与哈那和门对应的多根被称作“乌尼”的撑杆和“套脑”插结,构成蒙古包顶部的伞形骨架。然后用撑杆尾部预留好的皮绳环或鬃绳环把对应的撑竿与圆形墙架顶尖处固定并勾好,蒙古包的整体框架便浑然天成。蒙古包的哈那多则体积大,哈那少则体积小。蒙古包也可根据哈那的数量来命名。如,4个哈那蒙古包、5个哈那蒙古包、6个哈那蒙古包。

2.毡制部分

蒙古包的毡制部分有顶窗毡、饰顶毡、顶毡、围毡、门帘等。

顶窗毡蒙古语为“额如和”。顶窗毡呈正方形,从其四角各系一条绳,将其固定在包顶上,以便夜间或风雪天遮盖顶窗。白天折成三角状,将折起一角的绳系在包后,露出顶窗一半,便于采光透气。蒙古民间谜语“白天呈四角,夜晚呈三角”之谜底乃是额如和。额如和盖于包顶,实为毡中之首。故牧民视其为神圣的包毡,拆卸时置于干净处,搬迁时将其与佛龛共放一处。

饰顶毡蒙古语为“呼勒图日格”。饰顶毡被置于顶毡之上,起美化与固化双重作用。饰顶毡上刺有各种吉祥图案,十分美观。旧时,高僧与台吉(蒙古贵族阶层)所住毡包的饰顶毡颜色不同,人们可以根据蓝和红两种颜色的饰顶毡来区别蒙古包主人的身份。

顶毡蒙古语为“德额布日”,呈半圆状,置若干于乌尼杆之上。形成蒙古包包顶。在夏季,5片哈那的蒙古包用两块顶毡即可,冬天视气候再加盖顶毡。围毡,蒙古语为“图日嘎”,呈长方形,围在哈那外,用绳索固定,便成为蒙古包围墙。5片哈那的蒙古包在夏季一般用3~4块围毡。蒙古包的门帘,蒙古语为“乌得”,门帘上常刺有各种图案,显得十分美观。白天将其卷起捆在包门上方,晚上放下来,便成为包门。

3.绳索部分

蒙古包所用绳索均由羊毛、驼毛及马鬃编制而成。除围绳外还有哈那绳、顶窗拉绳等。

在制造蒙古包时,牧民们非常注重选材的品质。做蒙古包的哈那、乌尼一般选用生长了3~5年的松树、柳树、杨树等。哈那和乌尼所选用的木材也不一样,做乌尼多选用柳树、松树或红柳,哈那则多用杨树、红柳等,套脑则多用桦树。

选用蒙古包衬毡、围毡时也会注重毡子的密度、洁白度等。蒙古民族自古尚白,白色象征着纯洁、高贵。因此,要求毡子应洁白无瑕,象征这户人家的生活美满幸福、蒸蒸日上。

蒙古包的结构部件连接精巧、方便,搭建、拆卸、运输简易,并且美观、实用。其上尖下圆的造型,显有风雪时节不会积雪,暴雨时节不会积水的优点。圆形的结构还可以减少阻力,抵御风暴袭击,防止塌陷,预防地震等作用。

蒙古包内部(摘自《内蒙古民俗志》) 

(五)宫殿式蒙古包

宫殿式蒙古包是古代蒙古皇帝(即可汗)或上层王公贵族居住、行政、设宴、会客、避暑等或为某种宗教礼仪而建造的大型蒙古包。据《蒙古秘史》记载,这种宫殿式蒙古包被称为斡耳朵·格日、阿拉腾·斡耳朵等。柏朗·嘉宾在游记中这样记载了贵由皇帝时期的宫殿式蒙古包:“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人们已经搭好了一个很大的紫色帆布(毛毡)帐篷,据我们认为,这个帐篷大可容纳两千多人。四周为有木板栅栏,木板上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失刺·斡耳朵的“顶棚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对它整个复以白毡。”《史集》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这种大帐“其中可容千人”,“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复有织物。”这种大帐篷的建造技术是非常精致的。

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载,元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二十六日,《敕造上都综毛殿铺设》,“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从地毯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千人以上。而且,摆列铺设金银玉帛的桌子可达一百余张,里面如同殿宇般宏丽,金碧晃耀。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上都杂咏五首》描写道:“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揭示了这种帐篷高超的营造技术。柳贯《观失刺斡耳朵御宴回》诗对这座庞大的营帐作如此的描绘:“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并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刺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说明规模大得惊人。

13世纪时,蒙古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封建王朝。皇帝和贵族们为了显示其丰功伟绩,将蒙古包装饰的豪华至极。不论是在容纳程度,还是在装饰上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蒙古包的发展进入了顶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的阿巴嘎旗还有几个宫殿式蒙古包。当地人称其为“斡日格”或“达来·查干·斡日格”。其中有1个斡日格搭于人工修整过的砥石上,内有4根绘有蟠龙的大红柱,外有3尺余高的金顶。

雨后的浩特(摘自《内蒙古民俗志》) 

(六)曲尔哈阁·格日

对这种类型的房屋,有关学者争论颇多。阿尔达扎布、额尔登太、满昌等学者认为,曲尔哈阁·格日是古代蒙古族在定期性贸易时所使用的临时性房屋形式。《蒙古秘史》第112节中记载:在铁木真、王汗、扎木合联合进攻蔑儿乞部落的战役中,铁木真同父异母之弟别勒古台为营救被困母亲冲入敌人阵营,但别勒古台从母亲被困房屋右边的门进去时,他的母亲则从左边的门逃走失踪。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座房屋不是只有一个门的传统蒙古包。《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这种房屋类型,便是蔑儿乞部落用于定期贸易的“曲尔哈阁·格日”。对于曲尔哈阁格日的用途,13世纪旅行家柏朗·嘉宾回忆拜见贵由皇帝时的见闻中讲到:“在这个金殿大汗召见了我们,首先由秘书长钦盖记录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也包括委派者的名字。之后在大汗及臣子面前大声宣读我们的名字。我们单膝下跪了4次。进门前有人告知我们不得踩踏门槛,并把我们从左边的门领进了大殿。据说右边的门是大汗和臣子进出的专用门。”这证明,蒙古帝国及元朝时期“曲尔哈阁格日”不仅用于贸易,同时也用于朝见。

(七)百兴·格日

百兴·格日即指砖瓦房。在古代蒙古草原虽然没有大量普及,但究其历史缘故而久远。远在匈奴时期,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附近就建造了北方草原第一所城池———“头曼城”。据考古学者挖掘,匈奴使用土、石头、木头、石灰等材料筑起城墙,建造房屋。元朝时期的蒙古族同样也住进了砖瓦房。随着元朝没落,蒙古族退回北方草原,大量汉族入住蒙古高原,使砖瓦房也在蒙古草原迅速增加。据资料表明,北元初期连年战争使经济大受创伤,贵族们为了节省开支不再建造豪华蒙古包,改建起了价格低廉的砖瓦结构房屋、庙宇、城池等;普通牧民们这时也把项颈式“套脑”改为我们今天的简便而价廉的车轮式“套脑”。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则走向了半牧半农的生活、生产方式,开始了大面积建造砖瓦房历程,进入了定居时代。

如今百兴·格日成了大多数蒙古族长期生活的居所。从它的构成材料及样式看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百兴·格日”主要是以土和木材建成的土坯房,再后来就发展到今天的以混泥土、钢筋、水泥等建成的更加坚固而密封好,又美观的楼房。不管它的内含还是外观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内蒙古很多城市的楼房都具有民族特色。以往大草原上看到的蒙古包被搬到了几层高的楼房顶上,传统的民间图案(蒙语称“贺·乌嘎拉吉”)被镶绘在墙壁上。

二、居住习俗

蒙古包堪称是游牧经济的杰作,是适应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和游牧民族流动性生产活动的需求而形成的移动性生活空间。其中充溢着游牧民族的智慧与文化创造能力。蒙古包是游牧生活与人类居所文化的完美适应,其特征有搭建迅速、拆卸容易、装载方便、取材天然、修造方便、方便灵敏、由内知外,并且蒙古包独特的造型也有着计时功能。蒙古族所从事的经济类型要求一种动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蒙古包恰巧满足了这种动态住所的要求。蒙古包也适应了蒙古高原自然气候条件。其圆形构造可以减小外部压力,可以有效地抵御风暴袭击,防止塌陷。

(一)蒙古包内部陈设及其方位

蒙古包内部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供游牧人生活栖息的物理空间,还是一种能够集中反映蒙古人生活观、宇宙观的文化空间。在圆形空间内各种生活器具各有其所,各占其位,毫无混乱。从火煁、佛龛到针线包,各种用具排放整齐,井然有序。蒙古包内部空间有明确的方位划分,家庭成员也因性别而就座或躺卧于蒙古包左右两侧,男人位于右侧,妇女则位于左侧。蒙古族祖先信仰、火崇拜及后来的佛教信仰等传统意识形态是蒙古包内文化方位得以形成的缘由。

从蒙古包中心区域至外围,各类陈设、家具依据文化方位划分整齐排列。在正北、西北、西、西南方位置放男人所用物品,而在东北、东、东南边都放置女人所用的物品。这与蒙古人传统的尚右习俗也有一定的联系。

1.火煁及嘎拉·高鲁木塔位

火煁立于蒙古包正中,以火煁为中心用方木格围起的方形区位为神圣的嘎拉·高鲁木塔(火源)位。栖息于其中的是火神—嘎来罕·额和(女性火神之名)。搭建蒙古包之后,最先安放火煁。确定火煁的位置,以“陶脑”正中坠绳垂下来点作为置放火煁的中心点。放置火煁外框的时候,以火煁为中心,四周的距离要相等。安放火煁的时候,讲究置放端正。这主要是忌讳福气跑掉。火煁旁置放茶壶和火盆。壶嘴须朝着灶火,不能对着客人。

2.佛龛、祭拜偶像与神位

佛龛中安放佛像,有时也在里面或上面置放经书或召福的香斗、箭等。佛龛前要放香烛、佛灯、供品及香炉。平时不打开佛龛,也不取出佛像。供奉佛爷或正月的时候,要将佛爷请出来,在胸前举灯敬香,供奉食品。

3.男人用具及其方位

蒙古包的西半边,是摆放男人用品的位置。男人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如马鞍及各种工具均置于此处。蒙古包西南角是放马鞍具的位置。在哈那尖上挂着狍角或丫形木头制作的钩子,钩子上面挂着马笼头、嚼子、马绊绳、鞭子、刷子等物品。悬挂嚼子、笼头等要盘好,对准火煁。嚼子的铁口不能碰门槛,挂在酸奶缸的北面或放在马鞍上。放马鞍的时候,要顺着哈那杆立起来,使前鞍鞒朝上,骑座朝着佛桌。马鞭要挂在前鞍鞒上,顺着右手的韂垂下去。马绊要挂在有首捎绳的活扣上。在正北偏东的方位置放被桌。这种桌子上,铺着专门制作的栽绒毯子,上边绣着双滚边花纹,两头分别横放一个枕头,中间是衣服被褥。被桌上置放衣服的时候,袍子的领口朝北、或朝西,而不能朝南,即门的方向。

4.妇女用具及其方位

紧挨被桌的东北方,摆放女人的箱子,箱内叠放妇女所穿戴的四季袍子、首饰、化妆品等。靠东边的是放碗架的位置。碗架一般分3层,置放碗盏、锅、勺子、茶桶、挤奶桶等常用器皿。器皿的放置也有规矩,肉食、奶食、水等不能混放,尤其是奶食和肉食不能放在一起。奶子和熬好的茶水要放在上面,水桶放在地上或碗架的南头。一切带口器皿都要口朝上置放。而锅、筐、背篓等器物放在包外时可以扣着置放。勺子、铲子、笊篱也不能倒扣,柄向着火煁朝上放置。如果挂着放,面朝着火煁。

牧民常用绣毡及牲畜皮张铺垫蒙古包地面,如包内无家具,垫子一直铺到哈那边。如果有箱柜、被桌(行李桌)等家具,下面不铺毡垫。蒙古包铺垫通常由8块绣毡构成,其中有4大主垫和4个三角垫。4大主垫的一角紧靠火煁圈的四边,后边紧靠哈那的围墙。包内的空间是环形的,铺完4大主垫后则用三角形的垫子补齐其空缺处。8个毡垫铺好之后,东西两侧还可置放长方形的装饰垫。蒙古包内的陈设也有许多忌讳,如门槛、火煁、木柱是3个神圣部位,客人不可在包内走动踩踏或随意接触这3个部位。客人进入蒙古包应按照男右女左方位就座,得到主人允许方能坐在北半部的位置。

(二)蒙古包扎营习俗

蒙古族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男丁上马为军,下马为民。蒙古族的扎营习俗也是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军事、经济连为一体,并有着特定的规律。

13世纪是个连年征战的世纪,从扎营习俗来看,也能知道哪一座蒙古包是皇帝或皇后的,哪一座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的。这显然是一个彰显身份时代的产物。史料记载,在扎营时,皇帝和大臣们驻扎的则是蒙古包的居中位置,左侧第一个是正宫娘娘,其他嫔妃们以等级、身份依次排开。皇子及大臣们则驻扎在右侧。其他人员要留下前面整个一片空地,从东西北3个方向环绕着驻扎即可,其中佣人们围着各自的主人驻扎。

从军事用途来看,这种扎营法可以增强自身的防护性,并且有进退方向较为自如的优势。另外,蒙古族在争战时期,把老弱病残留在后方根据地,年轻人则自备蒙古包和马匹出征的习俗。年轻女性也不例外,跟着军队,为军队备饭,为战士缝补战袍。

蒙古族军队扎营与普通人家的驻扎稍有区别。军队必须选择高地扎营,而且主帅驻扎的蒙古包面向东南方,放哨者的蒙古包位于主帅包的正前方,其他将士在主帅的左右两翼及后方按等级扎营,并在包与包之间留下较大空间当作喂马和调遣兵马的场地。

《黑鞑事略》记载:“夜晚每个营准备好两匹战马,不可歇鞍,为防止突发事件,用营长的名字当信号。如果有一个兵营需要去处理突发事件,那么,相临兵营会代替而去,其他兵营则按兵不动。但是值班营的布局是和其他兵营不同,战士要围绕着营长扎营,以传递木牌的方式看守营地。如果在天黑之前安营的话,天黑以后必须搬一次营,搬到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再安营,目的是防止敌人偷袭。”从这里看出蒙古族军营有着严格的扎营规则及防止偷袭的对策。

“乎日延”是最早的蒙古游牧经济的组织形式,是氏族社会的产物,在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只有齐心协力,游牧经济的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并且平息社会动乱,保护自己的牧场,甚至“乎日延”把别人的牧场居为已有。为对付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的动乱必须用“乎日延”形式来患难与共。为此氏族部落首领主要根据血缘关系来组织的“乎日延”形式来保障社会各成员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游牧组织形式的“乎日延”随着社会生产力及私有制的发展、部落之间抢夺财产、牧场、牲畜的战争的发生而转变成军事组织形式。“乎日延”在战争时期,防备敌人的攻击并且借机攻击敌人。佛教大量的传播蒙古地区并且还没有修建固定寺庙之前,喇嘛们也采用“乎日延”的形式搭建很多蒙古包,进行颂经、拜佛等佛事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草原上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乎日延”形式转变成“阿寅勒”形式。

(三)蒙古包的生态效应

蒙古族自古以来崇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蒙古人的起名方式中就有不少是以自然物命名的,诸如日月星辰、江河大山、动植生物、金属矿产等。就蒙古包的构造而言,除了支撑架子用木头制作外,其余部分则全部用毛毡、毛绳、毛带子等产品制成。搭建蒙古包的材料也是就地取材,非毛即木,不用任何金属,充分体现了节约、实用的原则。

蒙古高原的降水量受地形和海洋远近的影响,自东向西由500毫米递减为50毫米左右。蒸发量则相反,由西向东由3 000毫米递减到1 000毫米左右。与之相应的气候带呈带状分布,从东向西由湿润、半湿润逐步过渡到半干旱、干旱区。晴天多,阴天少,日照时数普遍都在2 700小时以上。长者更达3 400小时。冬春风多风大,年平均风速在3米/秒以上。适合生长草的土壤表层较薄,在这较浅的表层下埋藏着滚滚黄沙。土壤表层的植被一旦被破坏,其结果就是黄沙覆盖大地,草原不断沙化。因此,蒙古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使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选择了“逐水草而栖”的生产生活方式。蒙古族的先民们随着四季游牧,从来不会在同一片草场上超承载量的放牧,而是采取一个季度换一片草场的方法,让草原有生息的时间,是其有尽快恢复原貌的机会。内蒙古中部和南部的干旱草原降水较少,牧草种类、密度和产量虽不如草甸草原,但牧草富有营养,适口性强,适于饲养马、牛、羊等各种牲畜,特别宜于放养。阴山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荒漠草原,气候干燥,牧草种类贫乏,产草量低,但牧草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高,是小畜的优良放牧场地。内蒙古最西部的荒漠牧草稀疏且产量低,但气候温和,牧草具有带刺、含盐、灰分高,很适宜发展骆驼的特点等,这是牧民常年的畜牧经验。

蒙古包就是适应这种生存方式应运而生的。蒙古包有以下几个特点:

有抵抗风暴优势从蒙古包的剖面上看,它有一个近似半球形的穹顶,这种形式最符合结构力学原理,只要用很细薄的龙骨,便能承担顶霞盖儿层毛毡的压力,这种结构不仅节省了木材,而且流线型形状有抵抗来自西北风暴侵袭的能力。

有保护生态优势搭建蒙古包,无须将整体框架刨开土壤落座,只须固定在草皮上即可,铺地毡子盖在草上,等到蒙古包的主人搬迁后没有受到破坏的草根还可以很快生长,可以起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

有搭建方便优势搭建蒙古包可以不考虑复杂的直径、直线等建筑师才考虑的问题,任何人都可按照它的简单结构组装而成。

有节省材料优势蒙古包的上窄下圆形状,最明显的节省材料部分是上面顶端半圆。

有面积最大化优势蒙古包遵循了在相同直径的各种形状中圆的面积是最大的原则,在圆形蒙古包内部,人们的有效利用面积可以达到最大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居住形式都是受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原因而变换的。蒙古族在广袤的蒙古高原耐酷暑、抗严冬创造了适合于蒙古高原气候、生态的房屋形式———蒙古包。蒙古包的产生究其原因,不仅仅是蒙古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北方其他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文字摘自《内蒙古民俗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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