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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志》概述
作者:佚名    方志园地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志·民俗志》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18-7-4    

 

概述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地跨三北,分别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8省区毗邻。北部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  

内蒙古是中国草原文化发祥地之一。  

有史记载以来,内蒙古地区主要生息繁衍着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先后有荤粥、猃狁、鬼方、戎、狄、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突厥、契丹等游牧(狩猎)民族在这里兴盛衰亡,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化。蒙古民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集大成者,由氏族部落不断发展壮大,在13世纪初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创造了灿烂的民俗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从而产生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特点。蒙古族作为自治区主体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民俗风情,形成了以游牧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文化体系。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是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山区具有丰富的渔猎文化底蕴的3个自治民族。汉、满、回族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由于地域跨度大,受所接壤地区不同民俗文化影响的特点彰显。西部地区的民俗主要受陕甘宁省区的影响,中部区的民俗受到河北、山西二省的影响,东部地区的民俗受到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三省的影响。内蒙古民俗文化是由多民族民俗文化组成的具有民族多样性、历史悠久性、地域差异性的民俗文化。  

早在几十万年前,内蒙古高原上就有古人类劳作和生息的足迹,创造了著名的“大窑文化”、“河套文化”、“红山文化”、“扎赉诺尔文化”,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增进了对中国北方远古文明的了解。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被考古学家认定是“河套人”(也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的遗存。  

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发现的两处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遗址,有石核、石砸器、石斧、刮削器等,显然是适于在草甸、灌木环境下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的工具。这两处石器制造场遗址被命名为“大窑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了百余处,主要分两大类型:一类是石锄、石镰、石铲、石磨盘等工具;另一类是石链、刮削器等工具。前者属于农业生产工具,后者则是采集、狩猎或放牧的工具。这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曾经出现过原始农业和畜牧狩猎业并存的状况,而进入到青铜器时代后,这种状况显然发生了变化,游牧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生活方式,出现了诸多的游牧民族。  

最早见诸文献的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转移的强族是“荤粥”。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曾北逐荤粥,夏代则与荤粥交往密切。商代北方强族为“鬼方”,西周则是“猃狁”,春秋战国时期为戎、狄。之后北方地区出现了东胡、匈奴两大游牧民族。随之也出现了乌桓、鲜卑、突厥、契丹等草原游牧民族。  

蒙古先民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员,在蒙古高原生存繁衍的历史长河中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生活、精神世界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使之在历史文化长河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变异,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俗风情。  

早在50万年前,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最初靠采集天然植物为生,逐步发展到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生产生活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在内蒙古地区阴山山脉发现了大量的岩画。同时在阿拉善盟的曼德拉山、阴山山脉以北的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等地的山崖、岩石上发现了大量的岩画。  

从这些岩画的内容上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狩猎场景,牛、羊、马、犬的画面和驯养家畜和大规模的放牧画面以及骑马和骑驼的宏大场面;也可以看到日月星辰的画面,乃至带有太阳光面人画像、部族的居住形态等。这些充分展示了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轨迹,揭示了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的真谛。  

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文化的演进状况,可以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以及临近地区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制品中体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兵器、工具、车马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这些制品无论是剑与刀,还是生活用品、装饰用品上都有着动物的各式纹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短剑和铜刀,普遍流行鹿头、马头、龙头等兽首和铃首。饰牌上的造型主要有群兽、三鹿、双兽、动物咬斗,还有人物活动等造型。  

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表现形式看,都是草原上常见的野兽、禽鸟和家畜的逼真或夸大的造型,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表现手法上也各有差异。商代晚期的动物纹上大多装饰在短剑和铜刀的首部,采用圆雕手法,造型比较单一。西周时期出现了立式动物造型,春秋时期剑和刀柄首的兽头纹,逐渐被双鸟头或单鸟头取代,同时出现了身体反转的动物造型和透雕动物纹。战国时期的动物纹种类繁多、造型复杂多样、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栩栩如生。这个时期还增加了铁制品和金银制品。  

如此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鄂尔多斯式青铜饰品,显然不是出自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杰作,而是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北方诸多游牧先民共同智慧的结晶。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不同时代的游牧民族,其民俗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但由于自然地理状况、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其诸多的民俗文化事项,从古至今一直得到了保留与传承。诸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一向被称作是“马背民族”而闻名遐迩。马是草原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征战工具。游牧民族对马酷爱和依赖体现在其精神世界和生产生活、艺术造型等方方面面;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决定了其居所是便于迁徙的“穹庐”——蒙古包;畜牧业生产决定了其饮食为肉食品和乳类;生活器具主要是便于携带、不易破碎的铜、银、木质用品;服饰则是适合北方寒冷气候和游牧乘骑生活的冠饰、长袍、皮靴,以及表现在其审美情趣的头饰、戴饰等方面。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依赖于大自然的游牧民族均形成了崇尚自然万物的原始信仰。这些独具一格民俗文化不仅在蒙古高原世代相传,而且在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诸因素,同时对中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服骑射”。  

任何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其氏族部落初期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思维与心理造就了这部分人们共同的民俗文化。无论是人口众多的汉民族,还是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它的民俗文化的形式都是源远流长的。  

远古时期产生的民俗文化,主要靠口头传承和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行为的传承流传至今。北方游牧民族的民俗文化正是以这种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革传承与广泛的时空当中。  

  

蒙古先民的早期民俗文化事项,主要保留在早期产生的民间文学的不同体裁之中。如: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祭祀诗文、民间故事、巫术咒语、祝颂词、说唱文学等。  

12世纪末期,成吉思汗开始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13世纪初统一了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了蒙古帝国,使分散的蒙古各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并在全民族中推行了回鹘蒙古文,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用书面文字记载传承的机会。  

被称作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之作的《蒙古秘史》,包含了从远古到13世纪初期的蒙古族历史、文学、语言、民俗、军事、哲学、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蒙古秘史》成书之后的近八百年间,诸多的史学家,继承了《蒙古秘史》的创作方式,特别是16世纪之后编撰的《黄金史纲》、《宝贝史纲》、《蒙古流源》、《水晶鉴》、《宝贝念珠》、《恒河之流》等历史文献中,保留了很多反映蒙古民俗文化的篇章。  

随着蒙古民族的强盛与壮大,中国内地乃至世界各国的使臣和旅行家纷纷走入了蒙古高原,从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进行了较详实的记录。如:1221年宋朝使臣赵珙所著《蒙鞑备录》,1237年南宋使臣彭大雅、徐廷所撰《黑鞑事略》,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所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法国人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所撰的《马可波罗游记》,元代李志常所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籍中,或多或少记载了蒙古族的民俗风情,为记录、传承、研究蒙古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文字史料中也不同程度地记录了许多有关蒙古民俗文化的篇章。  

蒙古族民俗文化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蕴育了诸多的民风民俗,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蒙古民俗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内容和形式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完善,形成了以狩猎、牧业、农业、商贸、交通民俗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民俗;以饮食、服饰、居住民俗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民俗;以家族、亲族、家教、家谱、人生礼仪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俗;以原始信仰、巫术、咒语、禁忌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民俗;以体育竞技、智力竞技、民间艺术、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游艺民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蒙古族民俗文化体系。  

生产民俗中,牧业民俗作为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的根基,其中,从五畜命名到牧人与五畜特殊的沟通方式,从有效地利用草场到四季游牧、走敖特尔,从有效利用牛、马、骆驼作为生产工具到利用五畜所有的资源等,到处显现着牧业民俗在游牧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交通与商贸民俗体现了蒙古民族开放、豁达、勇敢而不失细腻的民族情怀。  

生活民俗充分体现了蒙古族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服饰民俗的独特性。饮食民俗体现在饮食与自然的关系,表达了蒙古民族感恩自然的情怀。将食品中最初的、最纯洁的、最新鲜的部分敬献给天、地、祖先,这些均体现在使用食品时进行德吉礼、祭洒礼、涂抹礼等各种仪式之中。蒙古族服饰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服饰文化创造性地传承了北方草原诸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诸因素,形成了适合蒙古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和狩猎、游牧、农耕生产方式的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创制了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服饰,蒙古族服饰以其奢华艳丽、气势恢弘、华贵考究的风格从古至今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眼球。迄今为止,蒙古族服饰完整地传承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28个不同部族文化的特征。蒙古族居住民俗中,蒙古包为最典型的居住形式,其中包含了其适合生态及其诸多象征意义。光滑溜圆、无菱角的流线型形状防止了风沙雪的堆积,拱形的包顶将包身的承受力强化,能够承受巨大的反作用力,通体发白的球体包身有良好的反光作用,使毡包成为冬暖夏凉的理想居所。  

社会民俗中主要包含人生礼仪、家庭民俗、社会交往礼仪等诸多方面。人生礼仪主要体现在求子礼、婴儿洗礼、剪胎发礼、成人礼、婚礼、本命年仪礼、丧葬礼等人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礼仪之中,展现蒙古族关爱生命、珍重生命的理念。蒙古族特别注重家庭的基本责任、社会功能和家教、家训、家谱等。蒙古族是一个热情好客、尊重他者的民族,因而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交往民俗,有着多种形式的问候礼、接客礼、祝福礼及十分讲究的赠送礼物习俗。  

信仰民俗中主要包括自然信仰、灵魂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萨满信仰。在自然信仰中崇尚天体、日月星辰、大地、山神、树木;图腾信仰中崇尚狼(天狗)、鹿、熊、树木等图腾;在信仰民俗中又特别注重祭祀仪式。如:天地、日月、大地、山神、神树祭祀;家族祖先与部族祖先祭祀;以白纛、黒纛、花纛形成的苏鲁德祭祀;祭祀火神;祭敖包等。同时形成了征兆、占卜、禁忌、巫术、象征仪礼为主的象征征兆习俗。萨满信仰中主要包括以翁古特、灵魂、天、地、火为主的萨满神灵;以巫术疗法、安代疗法、针灸疗法、接骨术、草药疗法为主的萨满疗术;以萨满神话、萨满韵文、萨满舞、萨满音乐、萨满神像为主的萨满艺术。  

民间节日、游艺民俗、民间文学中主要包括固定性节日、集体集会性节日、体育竞技、智力竞技、民间音乐舞蹈等。固定性节日主要有祭火节、查干萨日(春节)、麦德尔节、清明节、千灯节等;集体集会性节日主要有生产劳动性节日(打马印、马鬃节、马奶节等)、敖包祭祀节、那达慕等;体育竞技主要有摔跤、射箭、赛马、赛驼、掷布鲁、掷突赫尔等;智力竞技主要有蒙古象棋、鹿棋、沙嘎游戏、帕尔吉等;民间音乐舞蹈主要有民俗歌曲、民俗舞蹈。  

蒙古民族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叙事文体中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韵文体中包括祭祀诗文、祝赞词、婚礼诗文、谚语、训谕诗文、世俗三律;复合型民间文学艺术包括史诗、游戏语、谜语、民歌、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  

在内蒙古地区生活的蒙古族,由于生活区域跨度大、生产方式不同,保留着不同部族的民俗文化传统。在同一个民俗事项的体现上都有不同之处:生活在呼伦贝尔森林湿地草甸草原上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部族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劳作,他们将蒙古族古老的传统的民俗形态和文化符号较完整地保留至今;生活在兴安岭南麓和辽河流域山峦平原上的扎赉特、科尔沁、扎鲁特、奈曼、巴林、翁牛特、敖汉等部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受到周边其他民族民俗的影响,从生产方式上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形成了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域,在民俗的传承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为民俗文化的多元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出现了诸多的既适合定居生活,又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传统的新的民俗;生活在锡林郭勒典型草地草原上的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等部族,利用典型草甸草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主要从事牧业劳作,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在游牧生产方式上建立的民俗文化的原生性;生活在阴山南北半荒漠化草原上的土默特、茂明安、达尔罕、乌拉特、杜尔伯特(又称四子部)等部族,囿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在阴山南麓的蒙古人大多接受了与之相毗邻的其他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影响,主要从事半农半牧和农业生产劳作,形成了内蒙古中西部特有的民俗文化;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上的鄂尔多斯部族,由于其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完整地保留了成吉思汗祭祀民俗文化的神圣性和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与陕甘宁等省接壤的特殊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文化交融性的民俗文化;生活在阿拉善沙漠戈壁草原上的和硕特、土尔扈特、喀尔喀、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部族,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民俗既与内蒙古其他区域有着较鲜明的不同特征,同时各部族之间也有较明显的区别。  

蒙古族民俗文化从整体上看,既有蒙古民族民俗文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地域文化、部族文化的特性。不同民俗的形成与之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达斡尔族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自治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巍巍兴安岭的怀抱之中,1958年建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追溯达斡尔族的历史,他们生存的环境一直与大自然的山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伊敏河畔,还是新疆塔城的阿西尔三眼泉旁,都是在犹如仙境的山水的怀抱之中,生息、繁衍、不断发展。  

达斡尔族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中较早建立村落文化体系的民族,具有农牧渔猎并存的经济方式。达斡尔族建立村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选择江河之滨,地势较高的地方。靠近江河便于人畜饮水和捕鱼、割柳条,并有宽阔的牧场便于放牧。靠近地势较高的山林地带,有利于伐木拉柴,狩猎采集。达斡尔族村落坐北朝南,每座住房的左右前后相隔距离很大,留有空隙、园田。讲究父母健在,兄弟不分家,形成父母与两三代子孙组成的家庭,也有兄弟与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家庭,因此常有三四十口人组成的大家庭。村落以东西为轴线开辟较宽的纵横交错的车马道路通向村外。整个村落设置规整有序,展现出达斡尔族团结友爱、和谐生活的民俗风貌。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诸多的传说、民间故事,“扎恩达勒”(山歌体民歌)、“鲁日格勒”(载歌载舞式的民间舞蹈)等,用以叙述民族的沧桑岁月和民俗传承。  

从达斡尔族的经济民俗来讲,他们充分利用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不仅从事有一定规模的农业,还从事以获取奶、肉、役畜为目的的定居畜牧业,从事改善饮食生活的渔业、采集业,从事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放排业、运输业、煤炭业、大轱辘车制造业,形成了综合利用自然资源,进行资源互补的循环经济体系。  

达幹尔族特别懂得劳逸结合,具有丰富的游艺民俗资源。体育竞技类,有闻名中外的曲棍球比赛,有别于蒙古族民俗的具有达斡尔民族特色的射箭、赛马、摔跤和比劲力、拉棍、游泳竞赛等活动。  

智力竞技,有围鹿棋、摆三、连子琪、放爬犁、棒打兔、寻棒、玩“萨克”、打陀螺、放风筝等。这些运动器材简洁、场地随意、娱乐性强、群众基础好、便于推广,是比试体力、竞赛技艺、争得荣誉的游艺活动,其植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具有凝聚人心、活跃生活、传承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达斡尔族是一个朴实、勤奋、善于创新的民族。由于他们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生活民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达斡尔族服饰民俗的角度看,既利用狩猎生产方式获取猎物的皮毛,制作不同季节穿着的狍皮皮袍,还要用商贸交换的方式输入绸缎布帛、制作俏丽而典雅的服饰。妇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灵巧的双手根据需求在服饰上的不同位置绣制花卉、蝴蝶等美丽的图案,使服饰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鄂温克族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自治民族之一,1958年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根河市等地区。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人被称作“索伦”;居住在陈巴尔虎旗莫尔哥勒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被称作“通古斯”;生活在根河市敖里古雅的使鹿鄂温克人被称作“雅库特”。  

鄂温克人居住的地方有巍巍群山,蜿蜒的河流,宽阔的草原。居住在群山森林中的主要从事狩猎业和采集业,居住在草原上的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由于自然生态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生活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别。“雅库特”鄂温克人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以采集业、打猎、饲养驯鹿为基本生产方式。为此,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为了打猎和采集,他们需要经常更换居住点,搭盖拆卸极为方便的“斜仁柱”,以三足鼎立作为基本框架、斜立成雏形,冬季用猂皮覆盖,其它季节用桦树皮覆盖。“雅库特”鄂温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为自己部族的吉祥物便是“驯鹿”。驯鹿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打猎迁徙时驮运物品,老人、妇女、儿童也可乘骑,茸为珍贵的药材。鄂温克人以其聪明和智慧,充分利用自然界给予的天然材料,应用于生活的不同方面。如:运用桦树皮制作水上交通工具“桦树皮船”,制作工艺精湛,不用一钉一铆,接头处用红松根当线进行连接;针孔和接头处用桦树油子粘牢。用桦树皮制作各种生活用品。他们善用不同猎物的皮毛(包括鱼皮)制作各种服饰以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雅库特”鄂温克人信仰的神祇为“玛鲁”,主要供奉的祖先在“斜仁柱”北侧,位以北为最神圣的地方。同时不忌讳在屋内绕火行走。  

“索伦”、“通古斯”鄂温克人,居住在富饶而广茂的草原上,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因而其民俗文化建立在畜牧业生产方式上。从选择牧场、四季游牧迁徙、建立定居点、存储饲草、搭棚盖圈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应的民俗。从生活民俗的角度来讲,他们居住在“乌儒格柱”(形似蒙古包),木架结构部分主要用柳木条制作,外围搭盖的部分,在冬、春、秋三季使用毛毡,而在夏季却用苇子制作成苇帘,围绕在包体上。为此“乌儒格柱”冬暖夏凉,特别适合鄂温克牧人居住。生活在草原上的鄂温克人,由于生产方式与森林中的鄂温克人不相同,因而形成了以家畜奶食品和肉食品为主的饮食民俗,以家畜的皮毛和经过商贸交换而获得的绸缎作为面料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服饰民俗,形成了以马、骆驼、勒勒车、回轮车、“米日干”车、马拉和驼拉爬犁(雪橇)为主的交通、运输民俗。草原上鄂温克人的服饰种类繁多,视社会地位的区分而别。冬季穿着珍贵兽皮或羊皮制作的长袍,春秋夏季穿着色彩斑斓的长袍或普通长袍。  

鄂温克人生活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从自然中获取了诸多灵感,创造了许多体现生活、赞美自然、展示团结友爱的民间口头文字和集体性的歌舞。其中,“阿罕拜”(“亦称”“努日给勒”)、“篝火舞”(雅库特部舞蹈)等为代表性的作品。同时创作了许多表达人间之爱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民歌——“美丽的辉河——我的家乡”、“黄羊之歌”、“奶鹿之歌”等。鄂温克人生活中还有许多感恩自然、感恩生活、庆贺丰收的节日,其中,“米阔鲁”节、“瑟宾”节、“敖包会”、“阿涅”节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鄂伦春族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自治民族之一,1951年成立了鄂伦春自治旗,一直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之中,主要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劳作,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他们的狩猎生活并不是在茫茫无际的大森林中漫无边际的游动,而是以“乌力楞”(氏族)为单位,在一条或几条河的几百公里范围内活动。其冬季营地比较固定,春、夏、秋则随着主要狩猎对象的栖息地的不同而迁徙。为了便于狩猎生产,他们创造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捕捉猎物的方法和生产工具,他们通过驯化猎马和猎犬,在对木制扎枪的枪头进行不断的改造,从尖石制枪头改为锋利的骨制枪头,又创造了箭、猎枪等,用以猎取狍子、猂(驯鹿)、野猎、熊、鹿、松鼠、猞猁等,用以满足自己的衣食需求和商贸交换。  

鄂伦春人是大、小兴安岭的主人,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爱护家园的理念。他们从不随意杀伤猎物,而是根据生活的需求和动物的习性进行捕猎,忌讳捕猎幼小的动物和怀胎几个月的动物。在生产劳作中自然形成了一种互助合作、平均分配的社会关系,并用一整套不成文的习惯法则来调节“乌力楞”内部和不同“乌力楞”之间的关系。一个“乌力楞”由35个“斜仁柱”组成。搭建“斜仁柱”要一字排开,不能前后排列。鄂伦春人过冬时为避寒建造保暖性强的半地穴式窨子,还建造柳条间夯进泥巴并摸泥内有火炕的“马架子”,近代开始建造俄式木刻愣。鄂伦春人的居住民俗在不同季节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鄂伦春人的穿着主要用狍子皮制作,传统上一年四季都打狍子,冬天的狍皮毛长毛厚,用来制作御寒的皮衣,夏季的狍皮毛短色红,用以制作春秋所穿着的红毛皮衣。夏季的皮衣则把毛刮净,制作光皮板皮衣。鄂伦春人缝制皮制品用的是狍、鹿、犴等兽筋线,经久耐用,防潮耐干。  

鄂伦春人用自己的聪慧与才智,因地制宜创造了诸多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他们除了使用马和驯鹿作为交通工具之外,在寒冷的冬季用野猪皮和有弹性的松木制作滑雪板、爬犁等,在茫茫林海雪原中自由滑行,获取珍贵的猎物;在夏季他们用桦树皮、鹿皮制作船舟行驶在河流中打猎、捕鱼、迁徙,同时进行商贸活动。  

鄂伦春族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他们用神话传说叙述着人类的起源与本民族的起源,用故事、童话、笑话、寓言、谚语等等,表达着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寓教于乐的文化传承方式。用“赞达仁”、“鲁日给嫩”等民间歌舞形式抒发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美好心愿。  

  

汉族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分布在内蒙古的不同地区,汉族的民俗文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讲,主要呈现在中西部和东部不同民俗文化事项的独特性方面。历史上,晋、陕、甘、宁等地的农民迫于当地土地贫瘠、自然灾害严重、人地矛盾突出,因而,有着丰富生产经验的农民和经商经验的商人越长城、渡黄河来往于内地与草原沙漠之间,逐渐成批地移民至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绥远城、归化城、包头、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谋生,将中原地区的农耕知识、手工技术和商贸文化等带到了内蒙古,为内蒙古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当时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有极大比例,所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受晋文化的影响很大。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人口压力、天灾人祸,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人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世代繁衍,构成了内蒙古东部汉民的主要成员。人是文化与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当时,还有一部分河北人也移民到关东地区,于是齐鲁文化、燕赵文化逐渐地渗透到了内蒙古东部地区。这些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为此,解读内蒙古自治区汉族的民风民俗,须从中西部和东部两个部分来阐述。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牧业和半农半牧业生产为辅,这几类生产民俗各有特点。根据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点等因素,农业生产区又可划分为土默川平原灌溉农业区、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区和鄂尔多斯高原旱作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区内,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其耕作制度、作物配制以及播种、收获季节等,也有众多差异。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谷子、莜麦、糜子、高粱、马铃薯等。农民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地气候变化的规律,根据节气去安排生产,做到不违农时,保证收成。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多以马匹、毛驴和畜力车为主,但是在一些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之地,行路、运输多以徒步、肩背、担挑和牲畜驮运为主。在城市,先后有人力黄包车、三轮车、排子车,还有闻名遐迩的专为商人贩运货物的驼队。  

早在清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就出现了行商、坐商和牲畜交易等商贸民俗。民国时期,行商以经营羊、鹿茸、甘草、粮食为大宗。运出的货物有各种皮张、皮毛、铜铁器等,还有当地出产的中草药,如枸杞、甘草、黄芩等,牲畜有骡、驴、猪等,粮食有糜子、小米、胡麻等。  

内蒙古中西部位于吕梁山地北缘、晋陕黄土高坡北部,地形比较复杂,由山川、丘陵、平原的交接而成。尤其是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准格尔旗等地区,它们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土质,再加上这些地区气候干燥少雨,有深达几十米、极难渗水、直立性强的黏土,使这里的部分居民从古至今,就居住在特殊房屋——窑洞或用土坯搭建的固定式住所之中。窑洞或房屋均坐北朝南,它哺育了这里的祖先,在窑洞里繁衍生息,世世代代血脉相承,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口味偏爱酸咸,一日三餐。以面粉、大米、高粱、小米、筱面等为主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大部分人保持着原籍的饮食习惯,所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喜吃酸食,例如在河套地区,盛产糜黍,早餐糜米酸粥,午餐酸米汤捞饭和烩酸菜,晚餐糜米酸稀粥。而土默特地区的汉族民众早、晚吃稀饭、炒面,外加咸菜。而在过节或办喜事时吃油炸糕和水饺等。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民在婚丧嫁娶时还讲究“硬四盘”:酥鸡、烧猪肉、清蒸羊、丸子。西部地区部分民众生活在黄河两岸,并有著名的乌梁素海、哈素海、岱海等盛产鱼类。因此,鱼类也是餐桌上的美食之一。  

内蒙古西部地区民众最常提到的三件宝为:山药、莜面、大皮袄。莜面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也是内蒙古中西部汉族人民的主食,而最出名的莫过于内蒙古中部地区的莜面,从生莜麦到做成能吃的莜面制品,需要经历三次生三次熟的制作过程,这就是莜面制作的传统技艺——“三生三熟”。出现了与之相关的“莜面节”、“莜面歌”等。如将十二个带底的莜面窝窝代替每年的十二个月,闺月年则多捏一个。莜面窝窝口朝上,按顺时针摆在笼里,蒸熟后仔细观察莜面窝窝里的水分,称为“禾水”。“禾水”预示当年每个月的降雨量,代表哪一个月份的窝窝水多,则表明那个月有雨水,水少则干旱。二十日叫“小添仓”,农家用草木灰画圈“打窖”,吃莜面囤囤,喻为打粮窖;二十五叫“大添仓”,这天吃莜面或白面烙饼,叫“盖窑饼”,意为预祝当年丰收,粮食满囤。  

内蒙古中西部汉族过去除少数富贵人家一妻多妾外,基本婚姻形式为一夫一妻制,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和三世同堂一室的直系家庭。由于传统汉族的家族大多是聚族而居,所以家族之间能协作互助,而且在家族内部族长来执行家法族规,约束族众。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内部的交际礼仪繁多,男女有别,老幼有序,如幼见长、民见官要行跪拜礼,平辈行拱手礼,婚礼有拜天地、拜长辈、夫妻对拜之礼,丧礼则行鞠躬礼等。  

内蒙古中部地区,是最早进入华夏部落的区域,所以对大自然有着深深的崇尚心理。他们对天、地、日、月、星、风、雨、雷、电、山、石、水、火等自然万物都有崇拜和依赖之情。民间有崇拜神龙的习俗,在重大节日都有舞龙的习惯,这是龙图腾崇拜的一种遗风。汉族人对盘古氏、三皇和五帝等传说中的始祖神都特别崇拜。同时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主要信仰佛教与道教,因此内蒙古西部有很多道观。  

内蒙古汉族的主要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龙头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等。最为显著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笼旺火。这一风俗源于山西。  

内蒙古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其中,民间的剪纸艺术响誉国内外,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和林格尔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了和林格尔民间剪纸艺术的丰富内涵。其剪纸艺术在滋生和发展过程中将蒙、汉杂居的文化形态有机地展现出来,总体上呈现出细腻中透视出豪放、纤细中折射出厚重的文化气质。  

内蒙古中西部的汉族民众在劳作时,为了减轻劳累之感,同时受内蒙古西部蒙古族民歌与晋、陕、甘、宁等地民歌的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漫瀚调和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二人台、脑阁等多种民间文艺形式。中西部地区的地势主要为丘陵地形,沟沟壑壑为农民们在劳作时对唱提供了易传达情感和信息的良好环境。当农忙季节,中西部的黄土地上呈现出一片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时,就和附近的人们对唱着“漫瀚调”。“漫瀚调”,当地群众又称其为“山曲”,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是“漫瀚调”的故乡。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地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也有流行的二人台,是一种曲牌体地方小戏,它的语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土生土长土里料,土言土语土腔调”,形成了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它朴实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旋律音调、原汁原味的表演方式、亲切的方言道白,堪称“活的民俗文化”,深受各族人民喜爱。二人台的风格流派,有“西路”与“东路”之分。以呼和浩特市为界,前者流行于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后者流行于乌兰察布等地。  

从生产民俗来看,内蒙古东部地区除了农业生产,还有林业、采集业等生产民俗。根据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点等因素,农业生产区又可划分为大兴安岭丘陵平原旱作农业区,赤峰、通辽山地丘陵旱作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区内,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其耕作制度、作物配制以及播种、收获季节等,也有众多差异。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马铃薯等,还有少量的稻田。农民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地气候变化的规律,根据节气去安排生产,做到不违农时,保证收成。  

20世纪40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居住的汉族人民,多学鄂伦春族,用驯鹿驮载代步,后发展为马驮运东西。他们也用雪橇、桦皮船做交通工具,个别地区也有使用达斡尔族的打轮车。  

内蒙古东部区,在清代,商品流通主要依靠行商经营。当时交易的商品有家畜及其产品、粮食等。家畜及其产品主要是马、牛、羊、猪和羊皮、牛皮、羊毛等,与西部驼运商品不同的是,以牛车载物。  

东部区汉民口味较重,自制豆瓣酱,夏季常蘸酱食用新鲜蔬菜,作为水涝高粱米、玉米碴子的配菜食用。冬季以大白菜、土豆为主,并腌制和晾晒各类蔬菜,喜食猪肉,或配蔬菜、干菜熬、炒,或清炖、红烧。主食以小米、高粱米、玉米碴子为主,粗粮细作,品种繁多。常食有干饭、粘豆包、散状、粘糕饼、格格豆、煎饼、饸饹、面条、粥等。年节多以面食为主,饺子、包子、馒头、千层饼、馅饼等。  

东部区汉族的传统住所多为土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其与华北地域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由于冬天特别寒冷,所以人们的住房一般墙壁厚实,屋顶呈尖脊形和半圆形。也有部分贫民居住窑洞、地窨子、马架子等简陋房屋。  

从社会民俗来看,内蒙古东部地区汉族人的家族、亲族、家谱、人生礼仪等方面均有着独特的习俗,特别是家族中对亲戚朋友的称呼有着特殊的民俗。注重家族关系,在农村,奉行家庭重于个人、高于个人的古老习俗。主要以大型的核心家庭为主,常有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父母健在时兄弟一般情况下不分家,注重妯娌、姑嫂在同一个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共同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东部区,还是西部区,内蒙古的汉族都有看风水的民俗。看风水是一种相术,它是根据宅基或坟地四周风向水流等形势,来推断住家或葬家的福祸吉凶,俗称看风水。据风水理论,地有福地、吉地、凶地、绝地之分,住宅有阳宅、阴宅之别。内蒙古汉族的主要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龙头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等。在民间信仰民俗方面,内蒙古东部区汉族人的信仰、禁忌与西部区汉族基本相似。  

内蒙古东部地区地处边陲,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丰富的水系,为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族从事农耕劳作和采伐劳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促成了他们独特的豪放品性,传承和发扬了齐鲁和燕赵文化,创造了独特的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主要来源于东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莲花落,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  

秧歌舞,又称扭秧歌,历史悠久,是内蒙古东部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也是一种民间广场中独具一格的集体歌舞艺术,也因扭秧歌舞姿丰富多彩,深受农民的欢迎。秧歌舞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一般由舞队十多人至百人组成,扮成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边舞边走,随着鼓声节奏,善于变换各种队形,再加上舞姿丰富多彩,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  

东部区由于气候寒冷,在汉族的重要节日中,酒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品。汉族有句俗话,“无酒不成宴”。酒可以助兴,可以增加欢乐的气氛,在不少地区流行饮酒时进行“猜拳”、“酒令”、“酒曲”等活动,这既是一种饮酒习俗,也是比试民间智慧、活跃气氛的民俗形态。  

内蒙古汉族地区,旧时民间竞技活动十分丰富,最早见于和林汉代壁画。其主要竞技活动有:踢毽子、跳绳、摔跤、拔河、滑冰、放风筝、打秋千、爬山、抓子、弹珠珠、捉迷藏等随意性很强的自娱自乐的活动。这些活动大多在农闲的时候,这时孩子们就不受时间季节的限制。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和东部地区汉族在农业生产、商贸、饮食、宗教信仰、竞技活动这些民俗方面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但一些区别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如交通、居住、民间文艺娱乐方式等民俗。汉族人口在内蒙古人数所占比例最高,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了地区经济,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汉族人民与内蒙古的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为内蒙古地区的发展稳定,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满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主要居住在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和通辽市等地,其中,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有内蒙古唯一的满族乡满族屯,形成了相对聚居的区域。先期信仰萨满教,后来信仰佛教,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丧葬一般为土葬。  

满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而现在除了居住在边远乡村的个别老年人会说满语外,绝大多数满族已通用汉语文。  

满族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在饮食方面主要以面食、粘食为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莜麦、荞麦和豆子等是他们的主食。满族人接待客人的习俗也是非常热情而周到的。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他们在拜见客人和相互见面时有打手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和磕头礼等多种礼节。而他们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天都要向长辈问安,途中遇长辈让路,吃饭时让长辈先就坐等都是他们优良的传统。  

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而今,满族人虽然简化了上述繁琐礼节,但仍然保留了尊老敬上、待人热情礼貌的优良传统。  

  

内蒙古的回族大多是明清时期以及后来从内地迁徙来的。其迁徙之因是多样的:东部区的回族原籍山东、河北居多,迫于生计而出关谋生到海拉尔、大兴安岭一带。而西部的回族大多来自于陕、甘、新等地,主要为扩大生意前来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落户,清朝帝乾隆赐给呼和浩特八拜村为“一马之地”而定居下来。到清末民初,交通发达的直、鲁、豫等地的回族接踵而来,使回族从不定居到定居,逐渐成为了内蒙古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呼和浩特市有别具独特风格和民俗文化的回民区。  

饮食方面,回族禁食大肉、血液、自死动物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即非经阿訇屠宰的动物、禽类)等,禁酒。不允许使用禁食的食物比喻它物,也不能用它物比喻禁食的食物。也忌讳他人在自家饮酒、吸烟。  

在服饰方面,回族有很多明显的特点。中年以上的男子一般穿戴白色小帽、白衬衫和黑坎肩,妇女多戴黑、白或绿色的盖头,老年妇女穿黑色大襟衫袄,农村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服装。  

回族视死亡为“归真”,丧葬习俗多为土葬、速葬和简葬(或称薄葬),一般在三日内请阿訇主持殡葬,将死者净身后用白布包身土葬,用移尸匣运入墓地行葬。  

回族人民非常讲究卫生,尤其重视水源卫生,一般家庭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源远流长的内蒙古民俗,是由蒙古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虽然各地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呈现千姿百态的风貌,但作为广义的内蒙古民俗文化——内蒙古各族人民创造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总和,在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民俗的区域性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民俗的区域性特征。民俗的区域性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无论哪一类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地域色彩。  

民俗的地域性的形成,是与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生产发展以及社会风尚传统的独特性有关。同一民俗,在不同的地域,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决定了民俗必然通过某些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否则这种民俗的传播和保存就要受到阻力。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长调民歌”在内蒙古不同地区创造流传的过程中体现了其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如:巴尔虎长调、布里亚特长调、科尔沁长调、巴林长调、乌珠穆沁长调、阿巴嘎长调、土尔扈特长调等都体现了同一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区域性特征。  

(二)民俗的多样性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多样性民俗。由于内蒙古各民族人口多少不一,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水平不平衡,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基础上演变、发展,所故,形成了多样性的民俗。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各民族分布上具有“小聚居、大杂居”的特点。这也是决定少数民族民俗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比较集中的聚居区,但这种聚居是相对的,主要的还是大杂居。广阔的地域分布和大杂居使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民俗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三)民俗的嬗变性  

从民俗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来看,似乎是相当稳定的,但这种静止的稳定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在历史潮流的冲击影响下,民俗不论是作为精神文化,还是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表现,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民族民俗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历史、环境、内部和外部的条件不同,内蒙古各民族民俗变化的过程也呈现了互不相同,千差万别的现象。  

(四)民俗的交融性  

任何一种民俗事项,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在这种社会传承和交流中,民俗也互相交流和影响。无论哪个民族,对外民族的民俗,都要加以选择,以适应本民族心理的需要,有时还要加以改造。同时,各个民族在自己的民俗活动中,为了丰富内容,借用其他民族的民俗事项作为补充。因此,内蒙古各民族在民俗活动中始终吸收其他民族民俗中的优秀部分,融入到本民族的民俗事项之中,不断地丰富着本民族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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