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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天主教
作者:何晓伟    民族宗教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7924    更新时间:2015-1-19    

 

沿  革

一、传入与发展  

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传入中国,传教士阿罗本来到西安,唐太宗下谕准许他到各地传教,并拨款修寺,度僧21人,随后大批波斯教士来华传教。以后经过200余年的发展,景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因政权更迭,唐朝统治者对景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景教丧失依靠,景教教士多被遣送回国。这景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入。 

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亡后,在中亚和中国北方的蒙古、回纥民族中仍然传播着。宋、元时期,蒙古的克烈、乃蛮、蔑里乞、汪古等部落均信仰景教。克烈部约20万人在北宋已皈依景教,回纥人先信奉摩尼教,后来也改信景教。 

(一)元朝时期天主教

蒙古帝国兴起后,蒙古大军的西征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汗八里(今北京)设景教主教,教士享有各种特权。元至顺元年(1330年),教徒发展到3万。同时,罗马天主教也传入中国。 

蒙古语称包括景教、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最先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元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他同方济各会士波兰人本笃经基辅到和林(今乌兰巴托), 参加贵由汗的登基大典。他们这次出使的目的在于劝说蒙古人的君王接受洗礼,并和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但是,这个打算未能如愿。 

元代莲花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元代鹤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后来教皇还派过别的使节,一次为方济各会士老伦葡萄牙,一次为多明我会士杏山伦。目的是劝说蒙古人皈依天主教,停止向西进攻,但是结果一样亦非如所愿。 

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国国王圣类思领兵十字军东征,当年有蒙古大将派遣玛利法·达味与马尔谷2人持有玺书请见法王。玺书的大意是愿率蒙古兵相助,恢复耶路撒冷圣城。从2人的名字,可以断定他们是基督教徒。 

元宪宗三年(1248年),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士罗伯鲁出使蒙古。罗伯鲁发现在蒙古人的宫廷内有很多基督徒,而且可汗也信基督教,同时,蒙古地区还有不少虏自欧洲的男女教徒。 

真正在蒙古地区传教和建立教会的是意大利人蒙高维诺(1247—1328年),他也是一位方济各会士。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让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父带信请教皇派100名传教士到中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 教皇尼古拉四世命蒙高维诺出使中国。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蒙高维诺来到大都,受到朝廷的热情接待,允许他在大都传教。在以后的几年中教廷虽然常能收到蒙古境内其他地方方济各会士的报告,唯独蒙高维诺音信全无。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蒙高维诺的来信,这封信写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信中说,他在汗八里建立了 3座教堂,已发展教徒6000余人。他还收养了 40名1~11岁的幼童,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仪,又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及《旧约圣咏》译成方言,不过没说是蒙古文或维吾尔文。在信中蒙高维诺还说,他劝化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放弃景教皈依天主教,并在那里建造了教堂。汪古部分布在河套地区五原县及包头镇诸地。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罗马教廷特设汗八里为远东总教区,并委任蒙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中国各地的教务。远东总教区也归蒙高维诺领导,非重大事务,不需请示教宗,只需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 

元泰定五年(1328年),蒙高维诺在中国传教30余年后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后来,随着元代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也逐渐消亡。 

  

元代莲花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元代鹤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13世纪,中国景教出现了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巴扫马,他在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出生于汗八里,其父亲是景教的视察员。巴扫马30岁时入隐修院,后来在北京城外山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另一名是马可斯,元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生于山西霍山,其父为景教主教。马可斯有志隐修,拜巴扫马为师。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俩决心到耶路撒冷朝圣,西行中在马拉加城取得聂斯脱里派宗主教马屯哈的介绍信,前往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北部遭遇战争,不能前往。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马屯哈委任马可斯为驻中国的契丹总主教,而巴扫马为总视察员。元至元十八年(1281 年),在回国的途中听说马屯哈去世,他们折回去送葬。在选举继任总主教时,各地主教竟一致推举马可斯为“东方教会宗主教”。 

巴扫马受蒙古统治波斯的阿鲁浑王之命,联络欧洲各国与教廷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他晋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请求巴扫马给他用景教礼仪领圣体。巴扫马来到罗马,受到欢迎,教宗也请巴扫马按景教礼仪给他领圣体。巴扫马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弥撒。巴扫马还向教宗请求赦罪,并领了圣体。 

民国16年(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白灵庙附近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后来在城内发现了一座教堂遗址和几块墓石,从墓石的铭文看得出,阔里吉思皈依天主教后,还建造了一座壮观的教堂。这座教堂距今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二)明清时期天主教

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与航海事业的发展,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也迅速展开。此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本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未能如愿,死于广东台山县上川岛。较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与利玛窦。他们不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教中也尊重中国的礼俗民情。继利玛窦又有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毕方济、艾儒略、闵明我、徐日升、张诚、郎世宁等来华传教。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饱学之士,博通古今。不少的传教士在朝廷任职,并得到宠信重用。南明皇室中包括皇太后、皇后、皇妃、皇太子、太监都成了天主教徒。文人仕士学者中是天主教徒的大有人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被称为早期天主教的三大柱石。清康熙六年(1667年),全国共有教徒27万多,耶稣会所属信徒超过25万。当时的宫廷中有不少的人信教。历史上称这次为天主教的第三次传入。 

  

利玛窦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教廷任命罗文藻为主教,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的第一任国籍主教。清康熙年间,天主教内发生了“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主要是围绕关于“天主”的译名与祭祖、祭孔展开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示理解、尊重与认可。他们用儒家经典著作诠释天主教的宗教观念。比如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神(Deus),就是中国先贤所称的“天”和“上帝”,于是他们把神,即拉丁语的Deus译作“天主”、“上帝”或“天”,又认为中国传统的祭祖,是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只是习俗而不是宗教信仰,与天主教的十诫中的孝敬父母是一致的;祭孔是知识分子对老师的敬重。利玛窦的解释博得儒士们的赞同,对传教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利玛窦的主张,生前没有遭到反对。罗马教皇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清康熙皇帝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发布了禁止天主教传教的谕令。 

由于禁教,教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教徒由30万降至15万,北方只剩下5000人。传教士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的107位降至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31位。不少城市与内地的教徒转移到农村,特别是偏远、人口稀少的农村。张家口市以北百余里的西湾子,就是这样一处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它是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的发源地。 

(三)遣使会在内蒙古

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复辟,法国教会得到恢复和振兴,这个教会表现其宗教热忱的方法之一就是加速发展其海外传教。法国遣使会孟振生就是在这种宗教与民族热潮中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来到蒙古境内的西湾子(现属河北省崇礼县)。 

西湾子是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徒村庄。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这里已有一家姓张的教徒。清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诏书,外国传教士不能自由传教,不过中国籍的传教士可以不受限制。一直到清道光九年(1829年),传教士来西湾子只送弥撒,或暂时休养。 

清嘉庆、道光年间,教禁更加严厉,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被驱逐到澳门,中国籍传教士的活动也被查禁。此时中国籍传教士薛玛窦也逃离了北京,被西湾子教徒请到西湾子。薛玛窦初到西湾子时,那里有教徒300余名,几年后增加到676名,西湾子村几乎全成了教徒。薛玛窦是遣使会会士,祖籍江西,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六日,薛玛窦逝于西湾子。他自我引荐,找到在北京的遣使会,请求接纳。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月九日,誓发圣愿,后祝圣为司铎。他对内蒙古天主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道光九年(1829年),薛司铎偕同李修士及修道院的8名修生来到蒙古地区的西湾子。薛司铎在蒙古地区开办了第一所修道院。同时,他还创办了男女学校,在他去世前,女校有60余名学生。他曾派当地一位叫郑保禄的青年进修道院,且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马尼拉晋铎。郑保禄是蒙古地区第一位晋升铎品的中国人。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法国遣使会会士秦司铎来西湾子学习中文。他去兴和县送圣事,遇见很多蒙古人,他开始跟喇嘛学习蒙古话。后来教蒙古语的两位喇嘛改变了原有的观念,反倒成了秦司铎的徒弟。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25岁的喇嘛领洗入教,教名为保禄。第二年,另一位喇嘛也领洗入教,教名为伯多禄。伯多禄姓凤,他曾与秦司铎一起把要理与经文译成蒙古文。凤伯多禄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晋升铎品,他是第一位蒙古籍司铎。 

秦司铎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来到归化城,试图劝说那里的喇嘛入教。不过没有什么效果。同时另一位名叫古伯察的法国遣使会会士也来到西湾子,秦、古二人决心劝化蒙古人皈依。由于劝化无效,他们认为要想劝化蒙古人,应先劝化西藏人,因为蒙古人的信仰来自西藏,西藏人皈依必然使蒙古人皈依。于是他们决定到拉萨开教。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秦、古二人在桑达钦巴的带领下进入西藏,在拉萨住了 4个星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们3人被清政府官员琦善驱逐,押送到澳门。秦、古2人都留在澳门, 桑达钦巴从澳门又回到西湾子。 

桑达钦巴原籍青海省西宁县三川人,他在当向导、翻译之前,先后在西宁、北京当过喇嘛。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秦司铎为他付洗,教名约翰。清同治八年(1869年),司各特传教士聘用他在西湾子与岱海两地,为几个蒙古族寡妇与嫁给汉人的蒙古妇女讲授天主教要理。后来桑达钦巴与西湾子汉族天主教徒结婚,但没有子女。 

桑达钦巴是第三位加入天主教会的喇嘛,一般史书中多提前两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这一位。桑达钦巴是藏族,在举家迁到鄂托克旗后加入了蒙古籍,他精通藏、蒙、汉以及法语。现在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仍有桑达钦巴家族的不少后人。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洲、辽东、蒙古三地为一个教区,指定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济各主教为代牧。同年12月,罗马教廷 将蒙古划为1个单独教区,委任孟振生为代牧主教。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五日,孟振生在山西红沟子被祝圣为主教。当时蒙古教区的边界南以长城为界,东以关东三省为界。那时蒙古教区已有3座大教堂,东为苦力吐,中为西湾子,西为小东沟。 

当时这个教区有19位修生,不到6000名教友,外籍传教士 4人,他们是戴、梁、廉、白司铎;中国司铎有郑保禄、赵玛弟亚、吴味增爵及第一位蒙古族神父凤伯多禄。教区地域辽阔,教友分散,东起西湾子,西到归化城;北起四子王旗后坝,南至凉城县岱海。除过西湾子,很少有超过百人的教友村庄,大多数教友村不过是3~5家。因此,为照顾教徒的宗教生活,传教士只能巡回看望他们,并无固定居住之地。由于传教士人数少,教徒居住分散,司铎们很重视培养传教先生。各率传教先生若干人,分头巡行各村,看望教友,施行圣事。当时传教的力量,主要是中国司铎及本地的传教先生。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罗马教廷委派孟振生管理北京教区,同时兼任蒙古教区代牧。由于管辖地域辽阔,孟振生推荐孔司铎为蒙古教区副主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孟主教主持祝圣孔主教的大典。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孔副主教获准成为蒙古教区的正权主教。 

孔主教领受凤伯多禄的终傅后,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在苦力吐逝世。后来戴济世晋升为副主教,继续代理该教区。清同治四年(1865 年)九月,戴司铎到上海接受新的职务,白振铎神父成为代权司铎。 

二、宗派  

天主教又被称为“旧教”、“公教”、“罗马公教”和“加特利教”。天主教、正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罗马公教于公元1世纪形成于罗马帝国。公元4世纪,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1054年,教会分裂,东罗马帝国的教会称正教,西罗马帝国的教会称公教即天主教。公元16世纪,在西部教会中又形成了新的教派称新教或基督教。公元476年,罗马主教成为教会领袖,后改称教皇。天主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且信奉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言行的27卷经书组成的《新约》或《新经》。奉行“十诫”、“七件圣事”、“信经十二端”作为教义和教规,崇拜“天主圣三”,尊耶稣之母玛利亚为“圣母”,逐渐制定了一整套森严的教阶制度。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以新教反抗教皇制度为特点的,后天主教在欧洲一些国家失去了统治地位。 

 

 信仰与宗教生活

 

一、教义教规

(一)教义

弥撒  弥撒是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面饼和葡萄酒表示耶稣的身体和血来祭祀天主,被称之为天主教宗教生活的高峰。弥撒是拉丁文Missa的音译,现在也称之为“感恩祭”。 

弥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言,第二部分是圣体。天主教认为,圣言是天主的话,它包含天主对世界和人类的计划和旨意,并能给人以启发和灵感。教会认为,为明了天主的话,教徒必须有适当的准备,开放自己的心灵,除去对抗真理之心,这就是仟悔,去聆听。主礼人祝圣圣体是弥撒的高峰。成圣体后,主礼人先领,然后信徒才领。圣体本身是一种祭献、纪念、宴会,也是人类灵性生活的重要食粮。弥撒以领圣体作为结束。 

祈祷  天主教认为,祈祷是人与天主相遇的方式,是信徒在心灵中与天主直接的对话、谈心,是信徒对天主圣言的回应。通过祈祷,信徒可以向天主呼求、感谢和赞美,同时还表达向天主和基督的悔罪,请求宽恕。 

(二)教规

十诫  十诫出于圣经的出谷纪与申命纪。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梅瑟的带领下逃离埃及,在西乃山下宿营时,天主召梅瑟上山,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颁布十诫,并亲自写于石板。十诫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根本大法,后来犹太教奉十诫为最高法律,基督教也奉之为诫命。天主教的十诫为:(1)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2)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3)守瞻礼之日。(4)孝敬父母。(5)毋杀人。(6)毋行邪淫。(7)毋偷盗。(8)毋妄证。(9)毋愿他人妻。(10)毋贪人财物。 

天主教对十诫解释说:十诫的前三诫谈人与神的关系,后七诫谈人与人的关系。“十诫总归二者,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 

圣教四规  (1)主日及一切罢工的瞻礼之日,该参加弥撒。(2)遵守教会所规定的大小斋日。(3)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4)该尽力帮助教会的经费。 

第一条要求教徒星期日与教会规定的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节日要参与弥撒; 第二条要求教徒周五守斋即不食肉类,又每年圣灰礼仪日、耶稣受难日,除过不吃肉类,还要节食;第三条规定教徒有责任在仔细的省察后,将自己在领洗后所犯的罪过,未曾在个别告解中向神父告明的重罪,按类别及数量——告明,并领受圣体一次;第四条规定教徒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教会。《新编天主教要理》也强调教徒有义务推动社会公益、尽社会责任、尽力帮助穷人。 

    二、宗教生活  天主教认为,教会的圣事都出自圣经,都是耶稣亲自制定的。这些圣事是洗礼、坚振、圣体、和好、傅油、婚姻和圣秩。这些圣事与教徒的宗教生活密切相关。 

1.洗礼。天主教的《新编普世教会要理》上说:我们称之为圣洗,因为完成它的主要礼节有“洗”的意义。依希腊原文解释,这里所说的“洗”有浸入在水中的意思,所以也有象征埋葬的意义。它意味着领受圣洗圣事的人,同耶稣一起死去,同他一起复活,而成为一个新受造物。 

2.坚振。只有先领受洗礼之后,才能接受坚振,所以洗礼是坚振的先决条件。坚振的职权施行人是主教,但司铎在得到准许也有代行权。施行坚振圣事的过程是主礼人先覆手在受礼人的头上,然后以拇指蘸圣油,在受礼人的额上划十字,口念:“×××请藉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 

3.圣体。根据天主教的信仰,“圣体圣事是教会生活的源泉和高峰,借着圣体圣事,基督偕同他的教会,以及全体信徒都有份于他一次奉献给圣父而永久存在的十字架的赞颂和感恩祭献”。其他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工作,都与圣体圣事相关。因此可以说,圣体圣事包含着天主教的基本要素。 

4.和好。天主教认为和好圣事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求得天主的宽恕,二是与教会和好。和好圣事亦称为“告解”或“忏悔”。告解的意义是:告,信徒向司铎告明自己的过犯;解,司铎依教会赋予的权柄赦免教徒所告之罪。 

5.傅油。傅油圣事又称终傅。当教徒年迈或病危,由司铎用圣油敷擦老人或病患者的额和手,并诵念一段祈祷经文,表示借此可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们神形痛苦,同时赦免其罪过。 

6.婚姻。婚姻圣事又称婚配圣事。天主教会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借以缔结为终身伴侣的盟誓,这就是说,男女双方结合的单一性和不可拆散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原则。 

7.圣秩。按天主教的教义,圣秩圣事除有委任、指定的意义之外,还有随之而来的圣神恩典,使领受者执行来自基督并经教会而获得的神权。它的目的是为教会的共融服务,领受者要通过实践对别人的服务而获得益处。 

 

 活动场所

 

一、分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各地教会(包括宁夏、陕西的三边、河北的西湾子、山西的大同与辽宁的松树嘴子)有235个堂口 ,分堂643 个,中外传教士 312人,中外修女316人,有教徒20万。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4个教区共有130名神父。从“四清运动”开始,教堂不是被占,就是被毁;神父不是还俗,就是被拘禁,宗教活动完全被禁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定罪的获得了平反。 

改革开放后,教会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修道院。继全国神哲学院在北京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于1985年春在呼和浩特成立了神哲学院,修道生由各教区选派。神哲学院的建立解决了神父缺乏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神哲学院自成立先后招生10期,共培养出司铎92人,还有27 人从外省市神哲学院毕业回来后晋铎。各教区先后都又成立了修女院。教会的第二件大事是维修破旧的教堂或兴建新的教堂。经过20年的努力,内蒙古各教区维修了 35座破旧教堂,新建的教堂有50余座, 新成立的弥撒点70余所,基本满足广大教徒过宗教生活的需要。至2005年,全自治区有教徒约35万。 

二、教区和教堂

(一)呼和浩特教区

1.教史简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新城即有天主教的踪迹,他们有自己的小经堂,秘密地过宗教生活。当年归化城没有常驻司铎,司铎来此皆化作商人,以免引人误会。司铎来此只是为送弥撒与组织下会,其他工作都由传教先生与会长去完成。后来因共同祈祷,被人误会,以致引起风波。官府进行干预,将小教堂拆毁,地基充公。 

清道光二十八年至清同治七年(1848—1868年),来归化城传教的有吴味增爵、谢福音、樊味增爵与赵司铎4位司铎,以及多位传教先生。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吴味增爵与新来蒙古传教区的谢福音在此传教,2人虽然热心传教工作,但成效不大。后来吴被调往北京。不久,又委派樊味增爵司铎西来协助谢司铎。 

清同治四年(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后,有张敬秀(玛弟亚)司铎巡视归化城的教务。后有南治灵司铎来此探望教徒。那时归化城的三合村有教徒10余家,虽没有教堂,也不设本堂,但教徒颇能自勉,自聘男女教员,既教子女经言要理,培养信仰精神,亦教导他们读书识字,接受文化熏陶。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巴耆贤主教率张敬秀(玛弟亚)西来归化城,此间商人林辅臣也到来。主教有意在归化城开展教务,这是他向西发展教务的重要一步。因为归化城位于西湾子与鄂尔多斯的中间,这个传教站的建立,将为向西发展提供许多方便。林辅臣主要是做皮毛生意,教会在经济上需要他帮助。外国人的出现,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因为无论是传教还是做生意,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当时地方政府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九日,总理衙门告诉法国公使,归化城不同于口内,为了避免麻烦,不希望他们到那里传教。 

在段文达的协助下,巴主教从韩汝春手中买下了现今呼和浩特市总堂所在地。这块地是公产,韩汝春有永久使用权,没有出卖权。地方官长以他私自出卖公产为由逮捕了韩家兄弟4人。地方官长要求巴耆贤停止这场生意,但遭拒绝。巴耆贤说,这笔生意不是所有权的转让,只是租借,教会每年要付租金55两银子。 

待后来人们的不满情绪平息,且地方官长病故,地方官员才批准巴耆贤占有这处院落,并准许林辅臣在归化城经商,而且教士们也可以分享林辅臣的商业利益。 

直到20世纪20年代,归化城的教务一直发展缓慢。 

2.主要堂口。⑴呼和浩特市总堂。位于呼和浩特市内。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巴耆贤派遣吕继贤、南治灵、杨广道三司铎来归化城传教,设立育婴院,收容被遗弃的婴儿,以此作为传教的开始。但因未见效果,不久3位司铎都被调走。 

清光绪三年(1877年),高达道司铎居于此地,但第二年调往后坝的铁圪坦沟。清光绪五年(1879年),陶福音来归化城,不久也被调往后坝。 

清光绪六年(1880年),巴耆贤曾派方济众来归化城建立师范学校,虽经努力未能成功。不久,方济众回到西湾子。之后,又有桂德贞、江辣来此传教,但都因不见成效而返回西湾子。 

早期蒙古传教区主要集中在南边的移民区。民国11年(1922年), 重新划分教区时明文规定,今后各教区,均以城市为名,如北京教区、上海教区、集宁教区、绥远教区等。民国13年(1924年),天主教上海主教会议决定,主教座堂迁往附近城市。 

民国11年(1922年),归绥天主堂大兴土木。新建教堂位于牛东沿9号,占地22亩,这是几十年前巴耆贤令张敬秀购买的。此处曾经有过一座小教堂,义和团运动中被毁。 

教堂东西走向,长35米,宽20米,高20米,钟楼高30米。原设计长为47米,但在施工时,因为经费不足,故向东缩短12米。堂西的旧地基仍然存在,打算待资金足够或有必要时进行扩建。钟楼的楼梯呈螺旋状,上有来自欧洲的大小铜钟各1个,合金制作。大教堂使用特制青砖20万块,造价5万大洋。民国13年(1924年),教堂落成。同年,主教府由廿四顷地迁来。现在堂内西端的2楼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增建的,原打算把教堂改成礼堂或剧场。 

教堂的北面有2层楼1座,其实那是连在一起的两座楼。东楼与教堂一起施工兴建,东西长约50米。按原设计,一楼由西向东为主教寝室、办公室、接待室、客厅、大小餐厅各1个。楼上自西向东是主教小堂、司铎客室、图书室等。 

民国23年(1934年),西楼落成。东楼是主教府,因尊卑之别,西楼向北后移2米,西楼长约30米。楼下自西向东是会计室、库房、本堂室、会长室,二楼是客室。在大教堂的东边兴建两处小院,一处为女校,后改为修女院,一处为孤儿院。堂院的西边建有小学校一所。东楼,即主教府楼前后各有园地数亩。 

民国11年(1922年),原公教医院与总堂同时开工,因医院的工程比总堂大,竣工较晚,因此在民国12—13年(1923—1924年),天主教总堂曾一度作为“临时医院”。第一个外国大夫(姓“那”)就在主教的办公室进行诊疗。 

公教医院位于新城西门外,铁路以南,原占地80亩。在医院建筑中绥远都统马福祥又将医院以西60亩拨给医院。如果加上附设的护士学校、职工宿舍、小学校、花园等附属设施,实际占地超过200亩。 

20世纪20—30年代,该堂常派传教先生到周围农村传教。城西北的水泉,现在仍有教徒,就是那时发展的。府兴营子、代州营子、茂林太、达赖庄都有人去传教。每逢大瞻礼,周围农村的教徒都要来总堂,总堂都要为他们准备饭菜。 

民国29年(1940年),总堂白祥教士因“重大嫌疑”,被日本宪兵队拘押3个月,备受酷刑,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同时日本宪兵队给公教医院规定,不许收治新病人,还规定外国教士只能住在原处,不得与人往来。神父外出送圣事,都要报请宪兵队批准。民国33年(1944年)4月20日,绥远总堂白祥再次被日本宪兵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哲学院的教员李从哲司铎与四子王旗三原井本堂张升文,罪名是重庆派来的密探,得到教堂的掩护。李被拘押4个月, 白5个月、张8个月。因得不到证据和迫于国际形势与压力才获得释放。教区许多教堂都被日伪军洗劫一空。固阳县有1处,武川县4 处,和林格尔县1处,萨拉齐县5处。公教医院有250余棵大树被日军砍伐。在整个抗日战争间,教堂都是收容所,也是医院。绥远公教医院一个晚上收容200余名伤员。医院的医生、护士夜以继日照顾伤病员。人手不够,堂区的修女、贞女、哲学院的教士、修道生也都轮流到医院服务,连87岁高龄的退休主教陶福音也来看望伤员。武川县河东教堂收留着40余个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把传教工作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上。除了总堂有崇德小学外,又在总堂的东北购地几十亩,兴建恒清中学,校名取自集宁教区主教樊恒安与绥远主教穆清海的名字。这是一所两个教区合办的中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教外人就读的也不少。 

穆清海(1880年10月30日—1971年6月6日)是比利时人。1905年7月16日,晋铎。同年9月13日,来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三盛公公学院主任。清宣统二年至民国9年(1910—1920年),任小巴拉盖公学院院长。民国9—13年(1920—1924年),任巴拉盖本堂。民国25—27年(1936—1938年),任绥远哲学院院长。民国27年(1938年)至1951年,任绥远教区总主教。在他任主教期间把原公学院扩建,并和巴拉盖启秀女校合并成为“培英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归公,恒清中学更名为“五中”。1956 年,又更名为“回民中学”。 

1951年,王学明祝圣为主教,接替穆清海,任绥远教区主教。王学明是鄂尔多斯小淖儿人。民国24年(1935年)7月28日,由葛崇德主教祝圣。抗日战争期间任萨拉齐镇本堂,同时代管包头教堂。民国32—36年(1943—1947年),任绥远公教医院院长。民国36年(1947年),又回萨拉齐教堂任本堂。他在萨拉齐期间扩建教会启明小学校。 

1963年,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并召开代表大会。王学明、石俊朴、张徽敬、王景庸、刘建仁、高飞林担任爱国会常委;安大正、王宣贞、王维清、张克敬任委员。 

1964年,爱国会配合全国的“四清运动,举办反帝爱国展览。爱国会在领导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教堂被占用,神职人员都被取缔,停止宗教活动。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主教司铎纷纷还俗。1980年,归还教堂,宗教生活得以恢复。1985年后,王学明成立了内蒙古各教区的总修道院,为内蒙古各教区培养出100余位神父。同时还成立了呼和浩特市修女院。 

⑵三合村教堂。位于呼和浩特市境内。早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 三合村已有教徒,但为数不多。那时总理衙门不允许在此传教,教会仍然不是合法的,传教士只是定期秘密看望教徒,也没有教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合村兴建一座小教堂,并开设育婴院与要理书房。教堂的工作均由韩贞女负责。当时教堂已有土地百亩,一半是教堂购买,一半是教徒捐赠。后来何国维、姚正奎担任本堂。姚调离后,未设本堂,成为舍必崖或什里圪旦的分堂。 

民国11年(1922年),后为归化城所管。民国19年(1930年),委任苏贝丁为本堂。苏将小教堂按原样扩建,扩建后的教堂一直保留到现在。教会后又创办小学一所。 

苏贝丁后的本堂有纪安良、段世忠、郝斯振。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未设本堂,成为呼和浩特市总堂的弥撒点。 

⑶新城教堂。位于呼和浩特市内。清康熙年间归化城新城已有教徒若干,但天主教在新城的发展缓慢。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迁往新城的教徒越来越多,到抗日战争胜利,新城有教徒数百。民国35年(1946 年)5月,在新城东街建立一处天主教堂,同时也办了一所小学。本堂司铎为:桂广仁、范清绠、葛维德、王维清、高若山。 

“文化大革命”中,教堂关闭。改革开放后,因城巿发展需要,高若山将教堂出卖。现在的新城教堂是1995年用政府占用原公教医院教堂的补偿款20万新建的。本堂是罗茂英。 

⑷哈拉沁教堂。哈拉沁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南和林格尔县境内。该地也曾是天主教徒聚居的村庄。因该地位于和林格尔县的东部,距凉城县不远,故与天主教接触较早。当桂广仁司铎在舍必崖任本堂时,哈拉沁村民请桂司铎前去布道。桂派张敬德、洋传教先生前去传教。民国22年(1933年),当地遭水灾,教会慷慨救济。为教会的善举而感化人教的不在少数。郎霭礼、刘建仁先后为本堂。后因司铎缺少,不再有本堂,甚至几十年间没有人送弥撒。现在此地仍有一些老教徒。 

⑸舍必崖教堂。位于和林格尔县境内。清光绪七年(1881年),舍必崖附近新地有1个教外人去看望他的信教亲戚,经信教亲戚劝勉,这个教外人去会见了神父,想探求天主教的道理。后来传教先生从岱海一带过来传教,立即有人入教。不久,陶福音来此看望新教徒与传教先生,舍必崖村开始有几户人领洗入教。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西湾子传教先生李秀、王庆二人西来土默特与和林一带传教。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国籍南怀义晋铎后被派往新地,任当地的本堂。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怀义在新地、舍必崖购地盖房,从此这里就有了教堂。不久,南怀义从新地迁往舍必崖。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维祺也被派往这里,2人在舍必崖、塔克、海流太等地购地建堂,教务逐渐兴盛。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维祺在这里组织村民兴修水利,并植树造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阳历七月,义和团放火烧了教堂。海流太的本堂罗友义在逃往铁圪坦沟后被杀,终年29岁。 

义和团运动中,和林格尔境内有360人被杀。之后,教会得到赔款。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办过孤儿院,有赵、吴、张罗撒等贞女负责。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地开始兴建教堂,舍必崖教堂是归绥南边最漂亮的教堂。长近40米、宽12米、高10米,内有两排12根石柱,北端设有祭台,南端有音乐楼,堂顶是进口铁瓦。民国18年(1929年),大灾荒中收留弃婴达150人之多。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26年(1900—1937年),共收留弃婴600余人。民国12年(1923年),成立小学校1所,白天供孩子们学习,晚间大人们来听课,不分教内外。教员有王殿雄、刘文孝、范殿臣。抗日战争时期,绥远西部沦陷期间学校停办。10余年共收学生300~400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的土地、耕畜、农具都分给了村民。“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拆教堂,由于教堂已成为粮库,未能拆毁。教堂重新开放后,曾有修女在此开诊所,后来修女调离,诊所停办。 

历任本堂有:南怀义、张维祺、李安德肋、贝希圣、苏德化、桂广仁、康景东、耿维教、刘世德、闫维道、刘静山、宋恩义、常非、樊守信、张志亮、王挨和、刘玉山、夏庆阳、朱凤臣。 

⑹迭力素教堂。迭力素是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一个主要堂口。由于和林格尔县与凉城县为邻,受天主教会的影响较早,在清光绪六年(1880 年)前后,和林格尔县已有少数天主教徒。 

受张司铎的影响,五松图路的乔印斗,海流太的田富泰和常登良,塔克的张海玉,曹老八窑子的蔡姓兄弟2人等先后领洗入教。其中乔印斗原为一秘密教派的首领,他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率秘密教徒300人入教,引起其他秘密教徒仇恨。这也是引发当地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教士陶福音在迭力素购地8顷,准备发展教会。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一家教徒给教堂捐赠土地10余亩,教会在这块地上建起了教堂、孤儿院、要理书房,及司铎、贞女的住房10 余间。民国年间,又继续扩建并成立了学校。学校比较正规,教员在和林师范讲习所受过培训,校名为“和林格尔县迭力素公立国民小学校”。该村的学龄儿童,不论是否信教,大部分都要入学,接受教育,邻村的儿童来就学的为数也不少。初期教会的学校多是为学习经言要理的,类似私塾,只因这里的学校,课程设置正规,成绩优良,才得到政府的认可,才挂名为“公立国民小学”。 

教会初期,司铎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村内绿树成荫,村外树林成片,教堂有林地近20顷。 

20世纪,匪患严重,教会不得不组织村民修筑围墙,组建自卫队。一次大土匪赵半吊带领土匪1000余人,想攻打迭力素。当他发现村民早有防范,只好作罢。邻村上下常有人来迭力素避难。和其他教堂一样,这里也收养过不少弃婴。 

教会有公坟一块,比利时籍薄海清、中国籍姚玺司铎及孟贞女葬在这里。 

在这里服务的司铎有:浦德厚、姚玺、薄海清、华士超、司良铎、白德明、刘建仁、吕良傅、耿维教、张喜亭、段文彬、武维周、吉善亮、罗茂英、刘玉山、夏庆阳。 

⑺什拉乌素壕教堂。位于托克托县境内的什拉乌素壕教堂是呼和浩特教区南边的主要堂口,曾是区长区堂口,带领该堂堂口 11处,即舍必崖、五松图路、迭力素、清水河、大南沟、永圣域、什拉乌素壕、伞盖、什达岱、祝乐庆、善岱镇。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和林格尔、托克托县一带有中国籍司铎南怀义、凉城人张维祺(雅各伯、大张)及其兄弟张维新(保禄、二张)3司铎传教。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南怀义调走后,兰玉田也去过,但不久也被调走,只留张司铎兄弟2人。大张的住所在南坪,南坪离县城二三里,离什拉乌素壕30余华里。张走遍了南坪周围的70 余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他发展的教徒。 

大张曾出资带领什拉乌素壕村民在村东筑水坝一座,村民称之为东坝,截东山洪水。附近几个村庄的农田都因此而受益。为感谢大张的恩泽,村民为他修建小庙一座,里面供奉着大张神父。大张听说后劝说村民拆除。因为当时的教区主教是方济众,所以东坝也被人称之为济众坝。 

方济众是比利时人,在罗马传信大学读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 年)六月十一日,在罗马领受铎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抵达蒙古教区西湾子。清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赴西南蒙古。清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离开河套到归化城创办师范学校,并任校长一职。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回国。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回到蒙古传教区。第二年,被选为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总会长任期满后,被祝圣为中蒙古教区代牧。民国13 年(1924年)一月,方主教逝于西湾子。 

据托克托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托克托县受赈济的教民有2000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什拉乌素壕已有小教堂一座,被义和团烧毁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建。同时开办要理书房、育婴院与小学校,许多村民就是在教会的学校学习文化知识。育婴院的规模也较大,收养的弃婴逾百。教堂占地面积不大,南北走向,北端有祭台3座。教堂以中间为界,北半是男堂,南半是女堂。1950年前,当成群结队的孤儿们在贞女的带领下进入教堂,几乎占半个女堂。 

赵国范任本堂期间,于民国35年(1946年)扩建学校,并使之正规。不仅邻村上下,连几十里之外的清水河县村民子弟也来就读。学校设有寝室与伙房,供外地学生食宿。赵国范是意大利留学生。20世纪60 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医学院任教。 

什拉乌素壕土地贫瘠,教堂的不动产不多,土地约为5顷,树地10多顷。因为孤儿较多,口粮常需其他教堂支援。每年秋冬,永圣域、萨拉齐县一带的教堂常有车马送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什拉乌素壕有教徒1300余人。2000 年,教徒为1000余人。 

《托克托县志》载,1951年统计,全县有教徒764户,3384人。 

历任本堂为:孟友真、陶维新、戴文奎、戴礼伯、苗安老、赵国范、张徽敬、苏潜、李从哲。 

⑻永圣域教堂。天主教传入托克托县永圣域村比较晚。永圣域与什里圪旦是相邻的两个村子,位于呼和浩特西南40公里处。过去两村相隔三四里,近三四十年,永圣域向东发展,什里圪旦向西发展,现在两村只隔一条呼托公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什里圪旦早有教友多家。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什里圪旦有多家教徒被杀。 

民国14年(1925年),土匪围攻永圣域,当时只有教堂有围墙,全村人都逃到教堂院。本堂桑世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士兵,他们几个人借着围墙击退了众多的土匪,保护了村民。民国18年(1929年),教徒曾被土匪枪杀。为了安全,教堂曾组织村民修筑起长约2000米左右的土围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仍有城垣。 

教堂曾出资,由张维新勘测,联合5个村庄,在村前村后开渠数十里,至黑河上游引水,使许多土地得到淤积浇灌。因为有5个村庄收益,故叫“五福渠”。 

圣域村有许多盐碱地,宜栽种红柳。教堂栽种过大片的红柳。永圣域教堂拥有许多土地,这是从庚子赔款中获得的。土地比较肥沃,加之教会有渠水浇灌,教会从出租土地中获利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永圣域教堂常有多余的粮食支援其他堂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的土地分给了村民,学校归公,司铎的住房改成供销社,教堂于“文化大革命”中充公。 1950年前,永圣域有教徒近千人。2005年,有教徒200~300人。 

1990年后,教堂归还教会,但因破旧不能再使用,教徒们在旧教堂的位置重新修筑了一座教堂与一间神父住房。但因为村民都向东发展,位于村西的教堂离教徒居住地越来越远,后来罗茂英神父与会长,在教徒集中的地方购地一块。孟青录主持,于2000年又建教堂一座,占地312平方米,钟楼高27米,堂院3000余平方米。 

历任本堂有:陶维新、张维新、桑世希、张喜亭、戴礼伯、康景东、常世盐、柳茂成。 

⑼伞盖教堂。位于托克托县境内。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维祺司铎从西湾子到和林、托克托县一带传教。为了便于传教,张司铎采取惯用的方法,在那里购置了不少的土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教会用庚子赔款在伞盖重新修建了教堂、学校及孤儿院。民国28年(1939年)统计,教会有男学生30 人,孤儿21人,还收留6名孤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闫德化司铎在伞盖任职。第二年,病故。后来有郝生元、姚玺、郝道宾等先后在伞盖任职。郝道宾是小淖儿人,他总是徒步外出传教,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布道。民国13年(1924 年),土匪潜入伞盖,意在绑架郝司铎,郝司铎化装成村民藏于教徒家,才幸免于难。 

抗日战争期间,戴文魁任伞盖本堂。郝斯振、李英也先后在此任职。 

“文化大革命”中,教堂遭破坏。1988年,修缮使用。至今未设本堂,柳茂成定期送弥撒。 

⑽什达岱教堂。位于托克托县境内。什达岱教堂建于何年,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在民国10年(1921年)前,那里已建立了教会。据《圣教源流》记载,西湾子李望真司铎,民国10年(1921年),逝世于什达岱。20世纪30年代,初贾树棠任本堂。 

抗日战争期间,张克敬、傅明渊在此任职。民国36年(1947年),韩启明任本堂。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有男生42人,收养弃婴20人,诊所每年治疗人数500余人。 

2000年10月,李从哲从什拉乌素壕被调来。2002年,李从哲逝世后,未设专职司铎。 

⑾察素齐与毕克齐教堂。位于土默特左旗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绥远省财政厅厅长、察素齐人潘秀仁建议副主教白祥在察素齐和毕克齐办学校,于是白祥令归绥市副本堂高若山去察、毕二镇办学。 

察素齐的校址是一处旧庙,赵玉芳是第一任教员。不久,赵的姐姐赵雪梅贞女也奉命前去。当学生人数多了之后,她们在乔秉智家租房。民国37年(1948年),创办的小学校比较正规,校名“崇仁小学”。同时也开设了小教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归还部分地产。1995年,教会集资由王挨和神父主持重建教堂一座,占地面积240平方米,现任本堂为常金生。 

毕克齐学校名为“新民小学”,最初的教员是刘世德贞女,以后学校扩大,教员也增多,也建了小教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与教堂归公。1998年,教徒集资买一处民宅作为宗教活动场所。 

⑿武川县壕赖山教堂。武川县的天主教发展较晚。民国18年(1929 年),绥远发生了大灾荒,当时四子王旗古营子本堂韩启明大力赈济灾民。住在壕赖山的10余户农民得到韩司铎的慷慨救助,于是领洗入教。民国20年(1931年),韩司铎出资在壕赖山建土房3间,供教会活动使用。 

民国24年(1935年),又筹资兴建一处新的教堂及附属房舍,同时又租土地多顷,转租予教徒。后来教会又开办育婴院及男女学校,并修筑土围墙。 

民国36年(1947年),韩启明调往托克托县什达岱,由中国籍司铎郝道宾继任,3年后韩启明再度任壕赖山本堂。韩启明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这对他的传教工作大有帮助。 

外国籍司铎离开中国后,张喜亭主持教务。后来又有周进亭、张升文、田维耘、常司铎、武维周任本堂。重新开放教堂后,由刘世功、薛征平、王挨和代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了外出传教食宿方便,古营子周进亭出资在武川县购买“八老财”的院落1处,有房15间。从此,武川县也有了天主教会。 

2001年,薛征平代呼和浩特教区,在武川县购买旧院1处,内有礼堂1间,可供教会作教堂使用。2005年,武川的本堂是王挨和。 

⒀小淖儿教堂。小淖儿、大淖儿、南圈子、新城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绥远教区巴拉盖堂区管辖。现在属呼和浩特教区。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杨广道、南治灵偕同德玉明西来传教。杨、南二人在准格尔布道。不久,就有不少的人领洗入教。然而准格尔一带土地薄瘠、干旱少雨,难以维持生计。后来在传教士陆殿英的协助下,教徒纷纷北移。有的到河套,有的过黄河到现今的廿四顷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廿四顷地教堂在小淖儿购置土地360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从廿四顷地迁去几户教徒,从此逐渐形成今日的小淖儿。不久,兰广济就任本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兰广济调往廿四顷地,魏怀仁继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陆殿英任本堂。 

陆司铎是北京卢沟桥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义和团运动中被富商郑某杀死于黄河红通湾。 

义和团运动后有甘英忠、闫司铎、胡拓择、雷清远、德安明在此任职。雷司铎任职的时间很长,直到民国32年(1943年)被日寇软禁于山东潍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由德安明任本堂。1951年,外国籍司铎驱逐出境后,张克承任职,直到2000年。张克承之后,由王浩、高恩任本堂。 

民国17年(1928年)、民国18年(1929年),绥远遭受大荒,教会发放救济粮2000余石,帮助灾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小淖儿的教务时兴时衰,教徒曾发展到3000余人,收养弃婴达200余人,抚养婴儿的贞女有10余人。男女学校有学生200余人,任职教师9人。同时附近的大淖儿、新城、南圈子教务也迅速发展。然而民国28年(1939年),日寇侵犯,这几个教徒村庄全部被毁,教民外逃,比利时籍司铎唐俄劳在保护村民中被枪杀。抗日战争胜利后,教务又逐步恢复。 

黄河西边俗称河西,素有土匪窝之名,有苏雨生、赵三大等大股土匪,匪徒2000~3000人;小股土匪不计其数。大股土匪依仗人多势众,公开进犯;小股土匪里应外合,抢劫财物。民国14年(1925年)3月19日,苏雨生率匪2000余人,攻人小淖儿天主堂外围。民国22年(1933年),本村人蔺三正勾结土匪人村绑架勒索。教会为保一方平安,组织村民修墙筑堡,组建民团,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淖儿先后共有15人担当教职。他们是:张怀义、郝道宾、张克敬、郝斯振、樊守信、杜克明、王学明、杜瑞、李本笃、王惟清、张克承、王安德、王景庸、王学成、边振方。王惟清是意大利留学生,王学明是绥远第一任中国籍主教。 

⒁清水河教堂。天主教传入清水河已有100余年。因为山西境内早有天主教存在,为了躲避灾难,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内蒙古境内。最早的教堂是土平房,十分简陋。民国24年(1935年),经本堂高安国重建,砖木结构。后来教堂还兴建学校与育婴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教堂有地200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与教堂全部归公,教堂被用作粮库和工厂。乔智慧于2000年主持新建教堂。 

历任本堂有:宇嗣安、李静山(安德肋,老李神父)、薄海清、刘明德、付济华、段世忠、高安国、张喜庭、樊守信、宋恩义、张志亮、乔智慧。 

2000年7月,乔司铎多方筹集资金,修桥铺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教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博得社会的好评。2005年,有教徒1000多人。弥撒点有:王桂夭、缸房沟、黑矾峁。 

⒂宝昌堂区。宝源县原属热河省。1950年,撤宝源县,设宝昌与沽源两县。宝源县教会属热河西湾子教区。同年,宝昌堂区按行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教会。现属呼和浩特教区管理。 

远在清雍正、乾隆、咸丰年间,在长城外侧共放地18路,面积达10 717顷。每亩荒地征银0.7钱~1钱。100亩为一顷,5顷为1号,现今的村名几“号”即由当初放地亩数而来。 

现在宝昌地区的天主教是从千斤沟乡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西湾子教会在千斤沟购买了许多土地,鼓励农民北移。从此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些教徒聚居的村落。先后共有40多位中外司铎在此传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教徒10 0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徒一度减少至6000余人。截至1999年底,共有教徒15 000余人。 

⒃七号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七号是千斤沟乡政府所在地,过去也叫千金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教会买到土地500顷租给村民。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号村有教徒50余户。此时比利时籍司铎卜天德在村中盖起土房5间,作为临时教堂和要理书房。第二年,继任本堂司铎劳德育,见教徒增多,遂请求主教准建新教堂。教徒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教区也给予帮助。民国2年(1913年),教堂建成,可容纳近千人。第二年,劳司铎病故,年35岁。浦德厚为第三任本堂,村民称他为大浦神父。大浦任职期间兴建男女学校及司铎的住房。后来由张、李两司铎组织教徒修筑长2000米、高3.6米、宽1米的土围墙,并组织村民自卫。 

民国20年(1931年),二浦即蒲循义任本堂。第二年,土匪刘贵堂侵人,杀死村民132人,还绑架了司铎,教堂及村民的牲畜、车辆、粮食、衣物抢劫一空,村民外逃避难。事后,西湾子主教石德懋调当时南壕堑养正中学校长甘保真到七号任职,甘司铎重新安置村民。主教把七号村的堂口献给圣母,并定于9月15日为教堂主保节日。民国25年(1936年),樊德屏任本堂,教区派6位修女管理孤儿院,并在女校任教。比利时籍杨森、王海楼和中国籍于保禄、郝进礼司铎先后在此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的土地分给村民,教会的物资全部被苏联红军运走。民国38年(1949年)6月3日,关闭教堂,教会的一切活动均被禁止。1953年10月,教堂重新开放。“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毁。1982年,千斤沟公社落实宗教政策,将一座旧礼堂划归教会。第二年,宗教活动重新开始,教务活动由十号侯文斌代管。1984年,呼和浩特教区派李俊杰任七号本堂。李俊杰调回呼和浩特后未设本堂。1991 年6月,康振清调任七号本堂。2005年,七号教堂有教徒近3000人。 

⒄头号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号教堂司铎卜天德在头号建立一座简易教堂,未设本堂,由七号司铎代管,每逢周日由七号教堂送一次弥撒。 

民国18年(1929年),荷兰籍司铎汤茂泉来头号任本堂,并建教堂一座。后来有比利时籍胡怀义担任本堂。民国23年(1934年),本堂筹资1200元,为村民修建粮库,存储粮食以备急需。之后,又集资成立借贷所,以防村民吃高利贷之苦。民国32年(1943年),日本人把外国传教士拘禁在山东潍县后,头号又由七号代管。民国35年(1946年),郝进礼任本堂。民国36年(1947年),李树实任本堂。民国37年(1948年),杜君武任本堂。后来教堂的活动被禁止。 

1984年,落实宗教政策,宗教活动由七号教堂的李俊杰和十号教堂的傅建中代管。1991—1997年由康振清代管。1998年,杨建民调任本堂。近年政府逐步将被占用的教会房舍归还教会,教堂逐年进行修建,教会已有一座占地554平方米的教堂,其他房舍10余间,院落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 

⒅十号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民国5年(1916年),七号教堂在十号建土房8间,未设本堂,由七号代管,每年神父送弥撒七、八次。 

民国35年(1946年)上半年,中国籍司铎李德馨任本堂,下半年比利时籍王海楼调任。民国36年(1947年),王海楼调到七号任本堂,十号又归七号代管。同年7月,侯文彬到十号任本堂。民国38年(1949年)6月,宗教活动被禁止。1953年9月,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后,教堂重新开放。1958年4 月,教会活动又被禁止。1982年4月,恢复宗教活动,侯文彬任本堂。1984年,傅建中任本堂。1991—1995年,由康振清代管。1995年,张振兴任本堂。 

1993年,十号教堂重新修建,后来逐年兴建其他设施。现在教堂院落占地168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余平方米。 

⒆葫芦峪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民国6年(1917年)有5 大户人家捐土地1000余亩给教会,供教会出租土地给教徒。同年他们盖简易教堂一所,教堂由七号代管。民国6年(1917年)后,教区派神父驻堂。民国16年(1927年),由于土匪活动频繁,教会将分散在沟里的200 余户集中起来,并修筑土围墙。后来由比利时籍隆达礼任本堂。 民国29年(1940年),于文容祝圣后也到萌芦峪任职。民国32年(1943年),比利时籍魏中佑任本堂。 

“文化大革命”前教堂被毁,宗教活动亦停止。1984年,宗教活动重新开始。1985年,教徒自筹资金建土房5间作为教堂。1991年,重建砖木结构教堂9间,面积近200平方米。 1984年,教务活动由乡马沟张友仁代管。1992—1995年,由七号康振清负责。1996年,由十号张振兴负责。1997—1999年9月,由乡马沟乔智慧负责。1999年后,由乡马沟苏爱珍负责。 

⒇乡马沟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民国19年(1930年),教徒出钱出力建一所男校,及5间土房作为教堂。未设本堂,由葫芦峪教堂代管。 

民国23年(1934年),中国籍司铎何志清任本堂。有一富户献给教。会土地20余顷,供教会出租。民国28年(1939年),新建教堂一座及男女学校。民国30年(1941年),中国籍司铎尹恒明任本堂。民国36年(1947年),比利时籍司铎希化行任本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被当地学校占用,宗教活动停止。1984年,当地政府开始落实政策,拨款10 000元,供教徒修建教堂。1985年以后,呼和浩特教区派张友仁任本堂。1996年,本堂乔智慧筹集资金几十万元建教堂一座,面积达260平方米,并建神父、修女住房及教徒活动室10余间。1999年后,苏爱珍任本堂,并开设诊所。 

(21)二道木图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已有小土堂1所,未设本堂。 

1958年,教堂为大队占用。1986年,太仆寺旗准许二道木图进行宗教活动,且归还土房5间, 由神父定期主持宗教活动。1995年,重建教堂,建筑面积240平方米。1995—1998年,由康振清负责教务活动。1999年,由李福俊任本堂。2005年,有教徒近千人。 

(22)宝昌镇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民国34年(1945年),郭广应神父在宝昌镇新华街买土房5间做教堂。民国37年(1948年),李树实担任本堂。 

1958年,教会活动停止,教堂为镇政府占用。1999年4月,镇政府将原教堂院落归还教会。后来教会用此院落换地皮一块,用于兴建教堂。2005年,教堂的活动由康振清负责。 

(23)上游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建于1998年,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教务活动由李福俊负责,有教徒300余人。 

(24)四联教堂。位于太仆寺旗宝昌镇境内。建于1998年,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有教徒400余人,由杨建民负责。 

(25)其他教堂。位于托克托县境内的祝乐庆,大约在民国10年(1921 年)前已有了教堂。教会在这里开办了学校、育婴院及诊所。在这里服务过的司铎有窦克曼、赵国范、郝斯振、吉善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教徒500余人。 

土默特左旗善岱、陶思浩教堂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20世纪30年代后,郝道宾、刘建仁先后任善岱本堂。民国28年(1939年)统计,教堂收养弃婴48人,孤老3人,学校有男女学生46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教徒1000余人。2002年,由乔智慧神父负责在善岱重建教堂一座。未设本堂,常金生代管教务。比利时籍韩树勋曾在陶思浩服务,并逝世于此。后来贾秉义、苏贝丁、闫嗣良任本堂。民国38年(1949年)前,有教徒近千人。收养的弃婴最多曾超过百人。1999年,孟清录主持重建教堂。未设本堂,李世文定期送弥撒。 

此外托克托县的黑城、南坪也曾建立过教会,但是义和团运动后, 教堂被焚毁,教徒外逃,以后那里教会未能发展。

(二)包头教区

1.教史简介。从清光绪初年开始,杨广道与南治灵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阿架马梁一带传教,很快教徒就发展到几百,但是那里灾荒不断。 

清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杨广道带领百余教徒迁往后套三道河。因当地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去的教徒,晋铎不久的北京卢沟桥人陆殿英接管阿架马梁的工作。陆认为留下的人将是教会的负担,因为那里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难以维持生活。陆司铎每年都要买回粮食救济,但这不能成为长远之计。同时他也看到向北迁移的村民生活都得以改善,于是他也请主教拨款。不久,巴耆贤批准他的请求。清光绪六年(1880年),陆殿英北上,过黄河进入萨拉齐县境内,从高九威手里买到草地一段。当时蒙古境内土地十分便宜,因此买地时并不着实丈量,只是骑着马巡视一圈,目测估计,人们称之为”跑马圈地“。卖给陆司铎的土地指为24顷,这就是廿四顷地村名的由来。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土默特官方丈量,确定为100顷,但由于习惯,村名仍然叫廿四顷地。教会付给高九威押荒费7000比利时法郎。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附近的教徒纷纷逃到廿四顷地,后来村庄被官兵与义和团攻克。被杀的除韩默理主教外,还有张、高、常、樊四贞女,及传教先生石琮与会长任喜才。山西巡抚毓贤承认约有900教徒被杀,又约有300余妇女、儿童被虏卖往宁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韩默理赴廿四顷地就任西南蒙古代牧。同年七月二十日,义和团拘捕并给他插上“老洋魔”的牌子,在托克托县点了天灯。这场运动中,有40座教堂被毁,被杀的教徒按官方统计有2000余人,《拳祸记》统计为3200余人。 

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包括宁夏、鄂尔多斯、后套与后来的包头教区在内的西南蒙古教区有教徒5600人,有意入教者3200人。 

民国28年(1939年)12月,廿四顷地陶德模教士被日本宪兵队扣押50多天。同时萨拉齐县银匠窑子教士艾士兰被日本宪兵扣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廿四顷地修道院教师常世纪司铎及堂区的工友8人。多次被拷打逼供,他们的罪名是私通八路。因证据不足监禁1个多月后释放。此间萨拉齐县城本堂王学明,因营救被关押的教士与教徒受到牵连,也被日本宪兵队扣押,严刑逼供几十天,查不出罪证,不得不释放。萨拉齐县缸房营子惠崇德、张克敬司铎,被日本宪兵抓去,罪名是“私藏军火武器卖给八路”,拷打折磨,半月之后始得释放。对于鄂尔多斯境内的小淖儿、大淖儿、南圈子与新城,日本人怀疑那里有抗日分子,于民国29年(1940年)出动飞机轰炸,几个村子全部被炸毁。 

民国30年(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萨拉齐境内的艾士兰、罗智良、窦克曼3人软禁于萨拉齐县城达4个月之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属绥远教区的包头教区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包头地区的教会逐步形成独立的一个教区。1981年,成立包头教区。2005年,包头教区有教徒5万多。 

2.主要堂口。⑴廿四顷地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六年(1880年),陆殿英购得24顷地后,立即购置垦殖农具,次年率众教徒北上。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再在上面搭些茅草,因为有点像马鞍,因此人们称它为”马鞍家“。这就是他们的临时住所。之后,他们才用土坯沿着狭窄的街道,盖起一些供人长期居住的土房。简陋的小教堂与学校位于中心。 

清光绪九年(1883年),已有教徒三四十家。同年,陆司铎派教徒的两女子到北京求学,准备为教会服务。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汤悯寒继任本堂。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汤悯寒逝世于伤寒病。第二年,即开办育婴院,一位姓张的贞女主管,这是专门收留弃婴的地方。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董明允继任。董继任后大力发展教务,将廿四顷地的教徒十数家迁往大喇嘛窑子和高商人窑子,作为开辟新传教地的基础。同时也在银匠窑子、程奎海子、小淖儿购买土地,计划日后发展教务。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司贞女服务于教堂孤儿院。同年,兰广济司铎调往此地负责教堂的扩建。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贾名远调任廿四顷地本堂。当年落霜过早,田禾尽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地气干燥无法耕种。因此1899—1900年春天,前来求赈,愿意人教者为数甚众。这是当地传教速度最快的一年,这就是贾名远的”荒歉是天主的丰收“的由来。同年初夏,迁送大女孩40余人到三道河,择配出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贾名远率教徒归来,临时在村西南搭起马鞍房多间作为暂时住所。相继育婴院也重新恢复,又有6名贞女承担此项工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戴天禄接替贾名远任本堂,次年病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兰广济任本堂,且受命重新建筑主教府。兴建的有教堂、主教府、省会长府、主教小堂、小修道院、育婴院、学校及村庄的土围墙。教堂坐落在村内的西北,约占整个村子的1/4。教堂南北走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教堂正中有木质隔板,东侧为女堂,西侧为男堂;北端是正祭台,两侧各有两座小祭台。教堂的南端建有钟楼, 高达30余米,悬挂3 口大铜钟。“文化大革命”中3 口大钟被毁。教堂中还有一架高大的风琴,“文化大革命”前已被学校借用。 

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收容婴儿过多,旧育婴院落无法容纳时,教会扩建了育婴院。新建育婴院可容400多人。至民国27年(1938 年),共收婴儿1800余名,最多的时候达400人。教会还办了养老院, 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常为教会收养。同年,开办“传教先生训练所”,学员有四五十人。 

清宣统二年(1910年),小修道院由小巴拉盖迁来。小修道院于1955年底停办。先后的院长为吕文化、徐正鹄、郎蔼礼、杜瑞、贺路伟、王景云、李英、高飞林。 

民国3年(1914年),廿四顷地设立一所初级小学。民国8年(1919年),教会组织教民植树数十顷。民国17年(1928年),是绥远近代最严重的灾年。廿四顷地教堂竭尽全力救济。民国20年(1931年),开办幼儿园,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民国21年(1932年),廿四顷地一带流行虎厉拉(霍乱),村中死80 余人。有的人家全家无一幸存,死者多无人埋葬。当时的小修道院院长徐正鹄承担起埋葬的工作,又不顾危险教村民卫生防预知识,为病人送医送药,为病人送终傅。村民大为感动,美名流传至今。 

1951年,杜瑞接任夏仰圣本堂一职。1953年,姜立人任本堂。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姜立人本堂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195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获得释放并予以平反。教堂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政府首先归还了教堂,后来逐步归还其他房舍。从1984 年开始,范路易主持教务。范对教堂进行了维修,并于1989年重建被拆毁的钟楼。 

历任本堂司铎有:陆殿英、汤悯寒、文士惠、董明允、兰广济、贾名远、戴天禄、费怀永、兰广济、南怀义、甘英忠、贾名远、陶德模、苗安老、德安民、郝斯振、康景东、窦克曼、夏仰圣、杜瑞、姜立人、杜文华、张克敬、葛天明、范路易、杨福喜、王永亭、潘利云、边振方、陈海。 

⑵小巴拉盖教堂。位于包头市郊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闵玉清、袁万福在小巴拉盖购买土地开展教务。教会出资沿河修筑了一条大坝,防止河水泛滥,又开挖渠道引水灌溉。截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村民已达四五百人,其中1/3是教徒。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兰广济调任本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南怀义来到巴拉盖收容逃散的教徒。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司怀智再次来巴拉盖任本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司怀智奉命修筑围堡。同时兴建的还有育婴院,又开设男女养老院各一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公学院一所,当年即招收学生20余人。同年,小修道院从三盛公迁来,合并于公学院。司怀智调往廿四顷地后,包海容继任院长兼本堂。为了加强对小修道院的管理,将公学院的学生遣散回家,只留小修道生在此学习。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司怀智调回巴拉盖,由于教徒人数的增加,兴建了一座大教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贺嘉宾任修道院院长,同年他又招收公学院学生。 

清宣统二年(1910年),小修道院迁至廿四顷地,公学院仍留在巴拉盖,同时将校名改为培英学校,校长为穆清海。此时村中教徒不少于1500名。为提高教徒文化素质,教会又创办男女小学各一所。民国19 年(1930年)后,培英学生剧增,于是主教拨款,将学校规模较前扩大3 倍,可容纳更多的学生来此就读。 

巴拉盖公学院是一所重要的学校,许多天主教徒的子女都曾在那里读过书。不少人经过公学院培养后到各地教会学校任教,也有的人继续深造。 

巴拉盖曾设立幼稚园,以便改善儿童的教育。以后又创办一所女子学校,专收外地女生,校名定为启秀女校。民国32年(1943年)冬土匪入村抢劫,教堂与学校被洗劫一空,学校无奈只得停办。第二年秋天,复课。民国34年(1945年),培英启秀两校奉政府之令合并,定名为培英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交政府管理。 

民国15年(1926年),奥斯定会修女院在此成立。 

民国21年(1932年),夏天霍乱流行,死亡85人。传教士给村民宣讲预防知识,严防村民互相走串,又动员家属将死者的衣物焚烧。司铎们亲自为村民注射防预针,为病人送终傅。 

小巴拉盖教堂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闭,本堂边振方神父因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后获得平反。边振方从1958—1992年在此地任职,他是本地任职时间最长的本堂。“文化大革命”后宗教活动逐渐恢复。1990年,重建教堂及司铎的住房。1993年,成立修女院。 

小修道院院长为:包海容、贺嘉宾。 

小巴拉盖的本堂有:闵玉清、袁万福、司怀义、孟继贤、贾名远、雷济荣、兰广济、南怀义、梅布桂、司怀智、包海容、司怀智、穆清海、狄文华、顾维德、德安民、闫嗣良、顾维德、文宝峰、穆清和、周进亭、王海英、高飞林、边振方、范路易、尹宽。 

⑶固阳县教堂。早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兰广济司铎购买土地在合教传教。后来冯学渊司铎率领小淖儿会长郝恒保及教徒数人,前来合教传教,教会由此而成立。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不仅合教,沙气、白灵淖儿、永和公都有不少教徒。此间任德清任永和公本堂,戴文奎任沙气本堂,德明善任合教本堂。当年此地遭荒灾,德明善大力赈济,感化入教者达240余人。教徒增多后德司铎组织他们修筑城堡。20世纪20、30年代,北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除合教外,其他各地传道所全部被土匪破坏。附近村庄来合教避难者很多,其中因此入教者也不在少数。民国12年(1923年),廉世御司择来合教协助本堂宋志仁管理教会。同年12月26日,本堂司铎宋志仁遭到哥老会匪徒杀害,廉司铎幸免于难。 

民国2年(1913年),丁丕绩调任广义奎本堂。第二年,开办小学校。民国4年(1915年),丁司铎组织教徒造林数顷。民国10年(1921年),狄文华司铎继任广义奎本堂。民国14年(1925年)春,廉世御司铎继任,当年12月26日病殁,后有耿维教继任。民国17年(1928年),德安民调任本堂。 

在固阳县境内,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县城广义奎、合教、白灵淖儿三地。县城广义奎教徒最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达千人。抗日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被集中于山东,神父缺少,除固阳县城外,其他教堂不再有本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固阳县城外其他教堂不常有司铎。20 世纪60年代,县城本堂司铎常世纪还俗,教堂几近关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宗教活动停止。 

历任本堂:任德清、丁丕绩、狄文化、廉世御、耿维教、德安民、罗智良、邰迈德、赵国范、刘世德、张克承、张喜亭、梅乐曼、韩进学、边振方、常世纪、王安德、陈海、王进文。 

⑷包头教堂。位于包头东河区。民国8年(1919年),司怀智购买民宅一处,改成小教堂、司铎的住房与要理书房。司神父定期来送弥撒。王志荣贞女与她收养长大成人的韩罗撒、葡萄3人一起从巴拉调来。王贞女还在要理书房任教。 

民国19年(1930年),陶维新司铎调来包头成为第一任本堂。同年,刘珍将自己在官井梁的地基一块献与教会。后来教会又花钱买下了该院西侧民宅一处,开办了小学校。民国23年(1934年),教会卖掉了王国秀巷宅院,所得资金用来在官井梁建造新教堂。民国24年(1935年),新教堂落成。民国25年(1936年),本堂德安民开办小诊所一处。民国34年(1945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包头时,包头一带天主教徒因受宣传,害怕共产党消灭宗教,司铎、修女、贞女与修道生,都逃往黄河南岸的小淖儿教堂,后来又深入到沙漠里。此间包头一带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停顿了,学校也停了课。等八路军进城后,反面宣传不攻自破。于是司铎、修女、贞女与修道生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堂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傅建中任本堂兼小学校长。1950年,学校移交政府。不久,傅建中因为与“圣母军”有牵连被捕。1958年,冯进毅就任本堂,后参加工作任包头医学院外语教师。1964年,南瑞光继任本堂。南以修表为业,贞女孟世祯、王志荣做缝纫工作,教会基本能自养。“义化大笮命”期间贞女、司铎被逐出教堂,教产及私人物品全被没收。1986年,教堂又恢复了宗教生活。 

包头青山教堂位于青山区,2001年5月6日由杨福喜神父建成,占地近5亩,教堂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其他附属房屋面积700平方米。根据城市规划,新建教堂土地被征用。国家拨地11亩,补偿450元,教会重建教堂。 

包头麻池有教堂一座,建于1998年。 

历任司铎有:陶维新、德安民、马良牧、常世纪、梅乐曼、傅建中、冯进毅、南瑞光、常世纪、杨福喜、边振方、陈海、边振方。 

⑸银匠窑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土默特右旗廿四顷地本堂董明允司铎在此租地吸引教徒来耕作居住。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小教堂一座,未设本堂,仍由廿四顷地兼管,当时已有教徒300余人。不久,成立了男女要理书房。孟继贤、费怀永曾先后任本堂。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天,逃亡的教徒归来,清政府经由教士之手发放口粮数月,直到秋收。归来的教徒约有500余人。当年冬天,又开设要理书房。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正式男女初级小学。民国9年(1920年),司怀智任本堂,新建育婴院一座。民国14年(1925年),教堂扩建了育婴院、要理书房及男女学校。育婴院、要理书房与男女学校均由贞女料理。为防御土匪,同年教堂出资,村民出力修筑土城墙一道,又组建了民团。 

民国17年(1928年),大旱,颗粒无收。为抗击自然灾害,教会出资,村民出力,耿维教司铎带领教徒挖渠8华里,引黄河水灌溉。 

民国18年(1929年),艾士兰调此任本堂,他个人得到一笔捐赠,他用此项款子在银匠窑安设风磨、发电机与抽水机。总计耗资万余元。 

由于银匠窑紧靠黄河,水患十分严重。民国24年(1935年),国联水利专家在此地考察,艾士兰经专家同意,决定将全村北移5华里。当年秋天,新的民宅、学校、教堂及城堡均已建成。此次迁移全村损失4.5 万元,教会出资3万元。全村人搬迁过去的第二天河水泛滥,旧村的遗址全部淹没在水中。

自康景东于1956年调离后,银匠窑不再有本堂神父,一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 

历任本堂:董明允、孟继贤、费怀永、司怀智、狄文治、雷清源、甘英忠、陶德模、司怀智、聂理思、贝世希、耿维教、艾士兰、康景东。 

⑹苗六泉子教堂。苗六泉子是苗善真的乳名,村名因此而来。苗善真曾在土默特右旗租地一段,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苗家将土地转租给廿四顷地教堂。后来廿四顷地、银匠窑子两村教徒纷纷到此地定居,成为传教的基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雅维常司铎任该地本堂。雅司铎善于与人交往,据记载,他就任1年余就有100余人领洗入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本堂司铎征得主教同意,重盖教堂一座。 

民国13年间(1924年),土匪猖獗,村民不得安宁,春夏回来耕种,秋天收割后再迁走,来回搬迁损失巨大。民国16年(1927年),兰广济司铎从国外得到赈金,教堂出资,村民出力,修筑了一道土围堡,从此村民稍安。后来教会在此又创办男女小学各一所。民国20年(1931年),刘建仁本堂在此成立夜校,利用冬闲或晚间教村民各种知识。 

1985年,范路易主持修筑教堂一座,宗教生活得以正常进行。

1950年,张怀义去世,张去世后未派本堂。

历任本堂有:费怀永、雅维常、兰广济、吕良傅、刘建仁、陶德模、张怀义。 

⑺五犋牛窑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司怀智在五惧牛窑子购地20顷,分配给从外地来的教徒耕种,以此作传教的基础。当年,庞文彬就任本堂,见教徒赤贫者多,遂又购地多顷,分与他们耕种。民国元年(1912年),庞司铎病故。由于司铎不够分派,未再设堂。 

民国3年(1914年),陶德模就任本堂。陶司铎在此开办小学校一所,聘请小巴拉盖公学院毕业生任教。 

民国5年(1916年),彭嵩寿继任本堂。当年鼠疫流行广泛,由于彭司铎组织村民采取严格的隔离预防措施,本村无人罹难。 

民国13年(1924年)1月17日、18日土匪入村,意在绑架彭司铎,但未能得逞。同年2月2日,匪徒再次冲入教堂,将教堂的钱物抢掠一空。同年4月4日,黄河解冻,河水外溢,全村被淹。后来在彭司铎的带领下,重建家园,同时也修筑了土围堡。教堂又扩建了男女小学各一所。所需款项,全部是彭司铎从国外得到的赈济。由于围堡的建成,民生稍安。附近没有护围的分散的居民也迁入了本村,其中也有因此而入教的。 

2005年,陈海主持修建教堂,并兼任本堂。 

历任本堂有:庞文彬、陶德模、彭嵩寿、薄世安、梅安远、罗智良、华世超、刘世德、吕良傅。吕司铎离任后,未曾有过本堂。 

⑻缸房营子、大夫营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缸房营子原有住户10余家,其中有一家是张殿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想通过领洗入教,凭借天主教教义、教规,规劝其嗜赌不肖之子。程奎海本堂神父冯学渊派柴二先生到缸房营子,借用张殿蛟房屋开设要理书房传教。后来又在附近购买土地20余顷,搬迁程奎海子教徒数家到缸房营子村北5华里处定居,成立一小村子,名“大夫营子”。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大夫营子建立教堂,雷济荣任本堂。缸房营子属大夫营子分堂。后来大夫营子教务消沉,而缸房营子则日渐兴旺,成为区长区堂口,管理分堂19座。缸房营子教务发展迅速与他们注重传教先生的培养密切相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大夫营子不少教徒逃往廿四顷地,其中有26人被杀。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怀义购地多顷,分予大夫营子、缸房营子两村教徒耕种。同年,又在缸房营子修盖小教堂一座。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该地流行霍乱,本堂司铎沙德明给教徒送终傅时,染疫而死,年33岁,来华1年余。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缸房营子盖新教堂一座,刘福音司铎任本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缸房营子开设育婴院与要理书房,雅维常担任本堂一职。民国2年(1913年),葛永勉任缸房营子本堂,艾淑仪任大夫营子本堂。艾到任10余天死于伤寒,年29岁。同年11月,安清国司铎接替葛永勉任本堂,吴国兴任副本堂,吴到任1月即死于伤寒,年29岁。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传教士不能东来,闵玉清主教兼任副本堂。民国4年(1915年)2月16日,闵主教亦死于伤寒病。 

1853年8月22日,闵玉清生于比利时圣包维尔。1876年6月10日,晋铎。1878年3月10日,来华。清光绪五年至十二年(1879—1886年)任城川、宁条梁、三道河、下营子本堂。清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任小桥畔院长。闭玉清在西南蒙古时,曾为蒙古族孩子成立一所蒙古文学校。清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1888—1889年),建立三盛公公学院。这所学校后迁往陕坝,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学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小巴拉盖也成立了一所公学院,后来同样也成为当地一所重要的学校。他的著作有《蒙法/法蒙口语字典》。 

民国4年(1915年),传教先生训练所从廿四顷地移到大夫营子。民国5年(1916年),传教先生训练所移到缸房营子。当年开办小学一所,且修筑土围堡一道用于自卫。同年,任德清调任缸房营子副本堂。民国6年(1917年)5月15日,任德清病故。民国8年(1919年)3月,缸房营子副本堂胡执中死于伤寒,年龄32岁。民国16年(1927年),樊茂林与王文昌司铎为土匪杀害,年龄分别是40岁、34岁。 

历任大夫营子本堂为:雷济荣、沙德明、雅维常、魏怀仁、葛永勉、艾淑仪、任德清。 

历任缸房营子本堂为:刘福音、雅维常、葛永勉、安清国、任德清、雅维常、安清国、樊茂林、顾维德、惠崇德、那广义、韩进德。 

⑼任三窑子教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地方荒旱,饥民群集要求富户逯英赈粮。因求索数额太大,逯家无法应允,遂请廿四顷地司铎贾名远援助。贾名远派会长协调,结果双方均满意。逯家与村民10余家,因感谢教会而领洗入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全村教徒逃跑一空,房舍全部被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教会买地几顷拨予教徒耕作,且盖房多间,暂借给教徒居住。同年,修建小教堂一座。 

清宣统二年(1910年),歉收,教会大力赈灾救荒,收养孤老115人。附近村民因此而入教的数以百计。当年任三窑子教徒超过400人,还有300余人准备入教。 

民国4—5年(1915—1916年)两年,创办小学两所,扩修育婴院,成立要理书房。 

历任本堂司铎:狄文治、胡际昌、狄文华、党以仁、徐正鹄、甘英宗、闫维道、白德明、林存实、南卫廉、张辉敬、段文彬。 

⑽何家圐圙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闫民智成为第一任本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安清国继任,当时教徒已有200余人,有意入教的超过千人,邻村上下都有不少的教徒。 

民国3年(1914年),孟培元司铎开办初级小学一所。 

该教堂的特点是没有购买大量土地租给教徒,没有用土地吸引村民入教,可是教务发展也很成功。 

历任本堂司铎:闫明智、安清国、万清源、孟培元、戴文奎、猷、廉世御、顾维德、郭守人、吕良傅、纪安良、白德明、贺铭、傅明渊。 

⑾苏波盖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遭受荒灾,大夫营子教堂大力赈救,许多村民因此入教。此间教务多由卢斌负责。后卢斌受安清国司铎的委托购买宅地一块,兴建教堂、要理书房与司铎住房。清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二十四日,竣工。 

民国18年(1929年),绥远发生了空前的荒灾,教会大力救济,此地受感化入教者有百余名之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司铎,这里一直未设本堂,因此教务活动基本停止。后来应当地教徒的要求,2003年兴建教堂一座,并委派陈建华任本堂。 

代管与本堂司铎:安清国、吕文化、安清国、狄文华、王文昌、郭安仁、马良牧、白祥、张升文、樊守信、傅明渊、段文彬、陈建华。 

⑿程奎海子及将军窑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廿四顷地本堂董明允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程奎海子买得荒地,当年即开始在此地建教堂、要理书房与传教士的起居室。2年后教徒发展到20余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连续几年遭受水灾,经教堂救济,教徒才免于家破人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冯学渊任本堂,此时教徒已发展到40余户。冯学渊对儿童的教育极为重视,于是又创办了小学一所。学校的一切费用,全由教会负责。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继任本堂魏怀仁,又在将军窑子买地若干顷,并在此地传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程奎海子教徒死亡人数超过40。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黄河水泛,全村被毁,冯学渊将六七家教徒送往大夫营子,六七家迁至小韩营子,20余家带往将军窑子,在那里成立本堂。程奎海子只留下六七家,土地逐渐荒芜。清宣统三年(1911年),将军窑子及其他村的教徒贪种程奎海子的耕地,久而久之有违教会购地本在扶贫济困的初衷,引起主教的不满。主教下令将程奎海子的耕地租与教外人,限期10年,以待教徒知错改悔。民国6年(1917年),鼠疫流行,将军窑子染疫而死的人达170之多。本堂司铎步世明,因给病人送终傅被传染而死。继任本堂南怀义到将军窑子不几天,又因同样的原因而殁。民国9年(1920年),程奎海子租予教外人的土地期限已满,教会抽回土地拨给教徒们耕种,并出资兴修水利。程奎海子环境得以改善,居住的人也逐渐增加,教徒人数也多了起来。民国21年(1932年),程奎海子流行霍乱,将军窑子本堂司铎郝, 振冒死为病人送终傅,往来于程奎海子与将军窑子之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地不再有本堂。1980年后,姜立仁在将,军窑子主持宗教活动。 

历任负责司铎: 

程奎海子:冯学渊、魏怀仁、惠崇德、纪安良。 

将军窑子:冯学渊、巴士英、梅济鼎、步世明、万清河、步世明、南怀义、甘英宗、雅维常、樊茂林、聂理思、郝斯振、傅明渊、杜克明、宁士孚、冯进毅、郝道宾、艾士兰、姜立仁。 

⒀小韩营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程奎海子被水淹没,本堂冯学渊在小韩营子购买土地2顷,建住房多间,从程奎海子移来教徒六七家,成立一小村庄。因它位于小韩营子村南,故称为下小韩营子。当时巴士英任将军窑子本堂,兼管此处,每周送弥撒一次。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彭嵩寿来此地任本堂,很快教徒人数发展到132人,有意入教者207人。为了发展教务,彭司铎向邻近各村购得,土地40顷,分与教民耕种,不几年教民人数倍增。清宣统二年(1910年),唐清泰就任本堂,第二年因病逝世,年31岁。后来耿煌光继任本堂,孟培元、贺振德为副本堂,教务发展迅速。他们在邻近各村成立要理书房17处,弥撒公所8处,当时有教徒近800人。 

民国6年(1917年)2月11日,耿煌光病故于缸房营子,刘福音继任。 

民国11年(1922年),匪患严重,教堂与村民共同建筑围堡,教堂出资一半。民国14年(1925年),本堂刘福音被土匪骗去,教堂出资赎回。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期间,纪安良、华世超、高安国、段世忠先后任本堂。段世忠就任不久即病故。 

自从常世纪调走后,因教士缺少,此地不再派驻本堂。 

历任本堂为:彭嵩寿、安清国、唐清泰、耿煌光、刘福音、纪安良、华世超、高安国、段世忠、郭安人、常世纪。 

⒁双泡子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清光绪六年(1880年),陆殿英在廿四顷地购地传教以后,附近各村也有少数人领洗入教,如王代营子郭三林,双泡子王大成。只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些零散的教徒多脱离了教会。只有王代营子郭三林、张招娃等四五人因坚持信仰而被杀。 

清宣统二年(1910年),灾荒之中,村民因得教会的赈济,入教的人多起来。后来教会在此处购地40亩,修建教堂及神父住房,开设要理书房、育婴院、小学校。所有的工作都由贞女与传教先生负责。 

艾维世于民国16年(1927年)因染伤寒而死,年3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神父缺少,此处不再有神父驻堂,只是定期送弥撒。 

历任本堂有:韩树勋、贺振德、张怀义、康景东、艾维世、司良铎、那广义、林存实、梅维信、贝立模。 

⒂萨拉齐镇教堂。位于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教堂建立的时间较晚。 

抗日战争期间,葛少波曾任本堂,继任者为王学明。当王学明被调往归绥公教医院任院长时,绥远代主教白祥令常世纪任本堂,同时代管包头教堂。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学明又回到萨拉齐镇任本堂。王学明在任期间整顿教会启明小学,增加班级,并使之成为完全小学,学生人数大增。民国37年(1948年),学生超过300人,是当地声誉很好的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接管小学。1950年,王学明调走后,葛少波继任。后葛因与“圣母军”有关而被捕,之后杜瑞接管该堂教务。1992年12月7日,病逝。 

1985年,杜瑞带领教徒,新建一座教堂与起居室。从此教会生活有了保障。杜瑞去世后,未曾设置本堂。 

(三)呼伦贝尔市教堂

呼伦贝尔堂区  民国17年(1928年),传教士朱润田受黑龙江省昂昂溪教堂司铎派遣,到扎兰屯发展教务,兴建教堂,教堂建在葛根街。当时有教徒240余人,教务由瑞士籍司铎郗化民主持。教会同时还创办学校,学生人数达100余人。教徒主要集中在扎兰屯、阿荣旗、海拉尔一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教徒10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为二轻食品厂占用。 

民国36年(1947年),外国司铎被遣送回国,公开的宗教活动逐渐停止。 

1980年后,扎兰屯、阿荣旗、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均有教徒组织宗教活动。1986年,扎兰屯市允许建立公开的天主教家庭活动聚会点,并建立教管小组。1989年,阿荣旗批准那吉屯镇天主教家庭聚会点。截至2005年,呼伦贝尔天主教会未明确由哪个教区管理。 

(四)赤峰教区

1.教史简介。20世纪20—30年代,热河教区所辖赤峰一带的8个旗县共建教堂,20多座,公所几十所,已有中国籍司铎22人,修女、贞女40余人。鉴于赤峰地区中国籍神职人员增多,教徒已超过2万。民国21年(1932年),教廷将赤峰地区从热河划分出来,建立国籍监牧教区。赤峰监所辖的地区有赤峰、围场、建平、宁城、经棚、乌丹、敖汉、喀喇沁旗。首任监牧为赵庆化。据民国29年(1940年)统计,教区有主教1人,中籍司铎33人,外籍司铎4人,修道生45人,教徒近3万。 

民国26年(1937年)5月,教廷令赤峰以北的原四平教区所辖的林东、林西、天山、开鲁、绥东等地成立林东教区,由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会管理。首任监牧是兰德,继任人是马广荣。教区有教徒近万人林东教区总堂原址在林东北兴隆地乡,后来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不得不把已建成的教堂、房舍拆除,将总堂移往林西县大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国传教士撤离及行政区域的划分,林东教区划归赤峰教区。 

1980年后,国家贯彻落实宗教政策。1981年,乔占英、朱问渔、允中、张明、张德胜、徐桂宗6位在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的司铎回到教会, 重新开始被停止了20余年的传教工作。至2005年,赤峰教区共分8个堂区,有教徒5万多。1990年10月28日,朱问渔晋升为赤峰教区主教。 

2.主要堂口。⑴赤峰堂区。位于赤峰市境内。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吕继贤在赤峰地区进行传教活动。清光绪九年(1883年),蒙古教区被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吕继贤担任东蒙古教区主教,主教府设在现在辽宁省的松树咀子。赤峰地区教会属东蒙古教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赤峰已有小教堂一座,未设本堂,只是公所,专供过往教士住宿。义和团运动中教堂被毁,教会获得赔款,教会用此赔款在赤峰重新建小教堂一座。后来教会的传教重点逐渐转向城镇,所以赤峰教堂的地位不断提高,因此教会在赤峰逐渐兴建了其他附属设施。 

民国9年(1920年),闵宣化创办华峰学校,有校舍35间。民国21年(1932年),中国籍教区成立后,赤峰成为主教府。教会扩建了华峰学校、修女院、育婴院,还开设诊所,同时创办小修道院,兴建主教府大堂。大教堂可容纳近千人。主教府位于红山区二东街。小修道院位于二道街传真路。民国22年(1933年),竣工。同年,招收修生18名,师广居任院长。民国29年(1940年),有修道生39人。修女院在教堂之西,有房舍数十间,修女院人数最多时达百余人。首任院长为张历珍,朝阳人。民国23年(1934年),病故于六分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女院关闭,房舍充公。同时停办的还有诊疗所、养老院、育婴院及学校。 

民国34年(1945年),八路军进驻赤峰,多数教士与教会的活跃人士因对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误解,因此纷纷逃离,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到北京。1953年后,部分教士服刑,多数教士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1956年后,教会生活得到恢复。但1964年的四清运动又使宗教活动完全停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宗教活动彻底被禁止。1980年后,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教区工作由乔占英负责。1990年,朱问渔被选为正权主教。2005年,主教座堂本堂司铎是张景峰。 

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21年(1900—1932年),先后有宗示津、魏拓铎、郭道明、三张、陶范、卢扬德、闵宣化、南阜民、方裕如、任明一、龚振伦、穆忠义、郭守仁在赤峰教堂服务。其中三张、任明一、郭守仁为,国籍司铎。 

民国21年(1932年),成立中国籍教区后,有夏相尧、袁洪章、闫, 鸣、钱鼎章、冯允中、乔占英在此任职。 

⑵苦力吐堂区。苦力吐教堂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它是现在内蒙古天主教会保存下来最早的教堂。教堂为哥特式,东西走向,占地约400平方米,建筑在1米多高的台基上。堂门顶上横刻“天主圣堂”,横额上方开一圆形窗户,窗户两边刻有对联标明建堂时间,上联是“救世后一千八百八十年”,下联是“大清光绪六年岁次庚辰”。清光绪六年(1880年),建堂时将已故的孔主教遗骸移人教堂地基下,并立碑纪念。苦力吐教堂和孔主教纪念碑皆由德玉亮司铎设计与建造。

苦力吐属翁牛特旗毛山东乡,它是天主教传入内蒙古最早的地方之一。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二十八日,罗马委派孟振生任北京教区主教,在孟主教离开蒙古时,蒙古教区有3个大教堂:中部在西湾子,西部在小东沟,东部在苦力吐。清咸丰九年(1859年),关东西边的黑水区域闹灾荒,孔主教在那里寻求各种办法援助,积劳成疾,病倒在苦力吐。他请西湾子凤司铎为他终傅。可见当时苦力吐确实已有不少教徒。 

清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九日,孔主教逝世,葬于苦力吐。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7月25日,由孟振生祝圣为副主教。”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蒙古教区最早的中国籍司铎之一樊明道(味增爵),在苦力吐传教,樊司铎善于用人,培养的传教先生训练,有素,传教有法。后来樊司铎还来过凉城、归绥一带传教。清同治九年(1870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司牧灵回国休假时,指定在苦力吐服务的韩默理司铎为代理监牧,且由梅秉和接任韩默理在苦力吐的工作。不久,梅司铎患痢疾久病不愈,遵韩默理代牧之令,梅司铎回国调养,他在归国途中死于香港。马也耳司铎也曾在此任过职。 

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区教务后,首批祝圣的4位司铎之一何忠道,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任职于苦力吐。清光绪十至十二年(1884~1886年),中国籍司铎郑牧灵任本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峻德在这里主持教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巴焕宗任本堂。后来中国籍司铎闫钟鸣、夏作霖、武岗、梁宇支、任司铎、夏相尧、郑鹄、师广居在此地任职。 

民国36年(1947年),有教徒989人,司铎2人,贞女3人,女婴20人。 

1966年8月,教堂被当地政府占用。1983年5月,教堂归还给教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苦力吐教堂占地15亩,建有房屋80多间。除教堂外还有司铎、修女、贞女们的住房,有育婴院、男女学校、伙房及碾磨房。2005年,有教徒3000人,任职的司铎是李金刚与常振杰。 

苦力吐教堂管辖的分堂有大西沟堂、毛山东堂、合成公堂和新开地堂。

大西沟在清末已有教堂,但未设本堂。1995年,教会在此地重新建起教堂一座。2005年,有教徒1000余人。 

天主教传入毛山东比较早,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前后当地已有教徒。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有范国安、任广两司铎在此地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教徒500余人,此间先后有师广居、夏作林在这里任职。土改时教堂为乡政府占用。2000年,乡人民政府搬迁后,教会花钱重新把教堂买回来。 

合成公在清末也是分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为学校所占。2005年,教会重新在此建起教堂。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山东教堂司铎马也耳给当地教徒张、鲍二人一些经济资助,让他们到新开地垦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也耳任命张义为会长、陈殿元为副会长,他们在此地盖起土房3间作为教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苦力吐本堂巴焕宗令邵福有为新开地会长。会长在此地盖瓦房7间作为教堂,还有土房10余间,用作育婴院、男女学校。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籍闫钟鸣任本堂,民国6年(1917 年),外国籍薛司铎任本堂。民国10年(1921年),任明一任本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有教徒近300人。“文化大革命”前,有教徒104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张惠芝修女、孙雅然贞女在此地服务。 

⑶东山堂区。位于赤峰市松山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中国籍司铎樊明道曾在苦力吐、马架子、老虎沟一带传教,因为樊司铎是遣使会员,当清同治四年(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时,樊跟随遣使会到北京任职。 

圣母圣心会接管教务后,派韩默理在此传教。德玉亮司铎在老虎沟修筑一座教堂后,又到马架子修筑教堂,这是一座全部由石头修筑,风格独特的建筑。当这座教堂竣工后,他又去苦力吐主持建堂工作。苦力吐教堂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原马架子教堂建筑日期早于苦力吐教堂。民国11年(1922年),教会扩建男女学校及育婴院。 

清光绪四年(1878年),韩默理就任甘肃代牧时,吕继贤担任省区负责人,并成为马架子本堂。后来叶步司也担任过本堂。再后有巴义田,龚济伦、王俊琳、梁济普、江怀仁、陈令德、张思元、张问行、刘文德、朱子享等在此地服务。 

2005年,在马架子服务的司铎为武术刚、李金涛、刘树章,他们管理着60余个弥撒点。 

马架子有教徒3000余人,建养老院一座。 

⑷林西县大营子堂区。林西县是赤峰教区天主教徒主要聚居地之一。

清宣统元年(1909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郭明道、元克允等在此传教,并建一小教堂。民国元年(1912年),龚振伦花银7000两在大营子置地,然后从乌丹、毛山东等地迁去教民十数户,以此作为传教的基础。同时兴建较大的教堂一座及其他房舍数10间。第二年元克允司铎调任本堂,他着手兴建男女学校及育婴院。民国7年(1918年)、民国10年(1921年)、民国15年(1926年)、民国25年(1936年)分别又在东边墙、老房身、上官地、西敖4处修建教堂。 

由于外地教徒不断迁入,本地人加入教会的也不少,旧教堂无法容纳,于是议定建造大教堂。教区主教拨款1万元,派金声远司择设计并主持建筑。历经3年,于民国9年(1920年)竣工。教堂南北走向,长54米,宽15米,堂内有两排花岗岩石柱26根,堂高12米,钟楼高近30米。同时兴建的还有教会的其他附设房屋数十间,资金不足则由教民筹集或献工。民国25年(1936年),大营子教堂成立医院、小修道院。医院有加拿大籍医生。民国26年(1937年),成立林东教区,主教府设在林西,划归加拿大外方传教会管理。首任监牧是加拿大人兰德。民国28年(1939年),兰德调回本国后,由马广荣继任监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教徒6000余人。1981年,林西县有天主教徒12 500余人,教徒主要集中在大营子、五十家子、五四和上官地4个乡的11个村子,教徒占这些村庄总人口的53.8%,有的村庄达80%~90%。其中大营子又是最主要的教徒村庄,它是当地的本堂,管辖上官地、德苏坑、热水汤、岗根、温都、前地、统布等分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大营子总人口为1573人,教徒1513人,占96%多。

从开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大营子任职的神职人员有:比利时籍郭明道、龚振伦、元克允、金声远、闵宣化,加拿大籍兰德(主教)、马广荣(主教)、郎洪恩、纪、耿、冯、魏、翟、桑、包、鲍、大林、二林、康、二梅以及中国籍任明一、袁洪章、钱坤远、何银龙、朱、石永珍等几十位司铎,还有26位贞女,15位中外修士。2005年,在大营子堂口服务的司铎是常文兴、常兰虎、赵凤金。 

⑸老房身堂区。位于林西县境内。老房身属林西县房身乡,民国10 年(1921年),由龚振伦、元克允主持兴建。现任本堂是袁树仁。管辖的分堂有南沟堂、三边营子堂、西边墙堂、王家营子堂、响水沟、大冷山。 

⑹东边墙教堂。东边墙堂在林西县五十家镇东边墙村。民国7年(1918年)由龚振伦、元克允主持兴建,二梅(梅岭蕊)监工,历经2年完工。2005年,有教徒5000余人,本堂司铎王凤琪曾获2004年先进宗教工作者称号。 

⑺林东堂区。林东天主堂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解放村,管辖的分堂有姚家段、半拉山、三山、林东镇、大板、白云坝、花加拉嘎老,七处教堂。朱晓飞任本堂,他曾获2004年先进宗教工作者的称号。 

⑻六分地教堂。教堂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乡六分地,建于民国17年(1928年),占地20余亩。2005年,本堂是丁德惠,有教徒700多人。 

⑼突泉堂区。光安盟突泉县境内。2004年10月前,突泉堂区归呼和浩特教区管辖,为了管理方便,后划归赤峰教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突泉教会属四平教区所辖,由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负责。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随着放垦,大批移民从河北、山东、辽宁等地来此定居,其中有一些是天主教徒,从此天主教开始传到这里。民国15年(1926年),洮南加拿大籍天主教司铎贝宝善奉四平教区主教之命到突泉传教建堂。民国19年(1930年),加拿大司铎米谦益、贝宝善又在溪柳乡建堂。 

先后有贝宝善、米谦益、顾司铎、雷振民、耿有光、鲍惠民、勾德荣等司铎在突泉服务。民国30年(1941年),日伪将耿有光、鲍惠民、勾德荣软禁于四平。教务暂由教民赵玉珍、张梦革代管,教务处于半停顿状态。后来四平教区派李金波来此负责教务。民国36年(1947年),李金波司铎被处死,从此教务停顿。20世纪60年代,田维耘神父受王学明主教委派曾到突泉工作月余。 

1983年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宗教活动逐步恢复。政府批准设教管小组7个,活动点13处。先后有夏庆阳、孟青录、季明在此服务。2005年,全盟教徒约4000~5000人。 

(五)集宁教区

1.教史简介。集宁教区最早属中蒙古教区,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已有少数教徒,但没有长驻司铎。清同治九年(1870年)后,教务发展迅速。 

20世纪20年代,玫瑰营总堂区的教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圣母圣心会总会长与察哈尔教区主教兰克复研究决定将绥东5县的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兴和划分给21位中国籍司铎管理,成立独立的国籍教区。国籍教区是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教会,除过少数应邀在教区工作的外籍司铎与修女外,大部分神职人员是中国人。民国15年(1926年),选刘明德为这一教区的代权主教,并报罗马教廷,称这一教区为集宁教区。民国18年(1929年)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正式批准成立集宁教区,并委任当时在罗马传信大学任教授张智良为第一任中国籍主教。张智良于同年8月在罗马由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主教祝圣。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智良生于热河。民国6年(1917年)12月,由叶步司主教祝圣。民国18年(1929年),祝圣主教,回国任集宁教区首任中国籍教区主教。张智良主教于民国21年(1932年)5月,逝世后,刘明德再次担任代理主教,直到民国22年(1933年)樊恒安主教继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樊恒安与绥远教区主教穆清海在归绥市成立恒清中学。民国36年(1947年),在集宁成立平澜中学。为了发展文化卫生事业,他派不少神父、修女以及教徒子女到北京上大学,以便学成后回来,办学校和办一所大医院。

樊主教逝世后,1963—1965年间由胡儒汉任代权司铎。1965年后,由艾世钧任代权司铎。 

1995年,刘世功晋牧,成为集宁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 

集宁教区主教府设在玫瑰营。民国28年(1939年)前,集宁教区已设立本堂24座,堂公所38座,共有教堂62座。中国籍司铎39人,外国籍司铎4人,中国籍修女58人,外国籍修女9人,有教徒54 198人。 

民国37年(1948年),集宁教区有中国籍司铎61人,外国籍司铎1 人,中国籍修女105人,外国籍修女9人。 

2005年,教区有本堂21处,分堂36处,共57处,有司铎28人(其中老司铎3人),修女15人,教徒10余万。 

集宁教区以前虽然是独立的中国籍教区,但是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国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会的收入主要依靠弥撒献仪。 

2.主要堂口。⑴玫瑰营教堂。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清光绪十年(1884年),巴耆贤派刘拯灵司铎前往七苏木办理开教事宜。当时还有放地商人冀永祯等人也来到七苏木配合。在官方的协助下,与当地人进行交涉,领取了开地执照。为了吸引移民加入天主教会,教会给予承租土地者许多优惠,如提供籽种、农具、口粮、耕畜、降低租息。于是山西、河北等地的教徒与非教徒纷纷前来垦殖。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拯灵在七苏木兴建了教堂一座及其他住房多间。 

随着移民的增多,教堂所租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教堂的土地已达到600余顷。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刘拯灵就常住在那里。刘拯灵是玫瑰营第一任本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蒙古教区第二任主教方济众派凤各德来玫瑰营协助刘司铎工作,司铎们见教徒人数日益增多,原有小教堂不敷使用,因此二位司铎着手筹款准备重建教堂。但由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起事,工程暂停。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新开工。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教堂落成。新教堂远比旧教堂宽敞,它也是日后集宁教区最华丽的教堂,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此教堂奉耶稣圣心为主保,方主教在教堂内祝圣一座圣母玫瑰祭台,又成立了玫瑰会,村名也因此更改为“玫瑰营”。1964年间的四清运动,因“玫瑰”与天主教有关,为清除宗教影响,故更名为“东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原名。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八日,凤各德去世,方济众派陶维新继任凤司铎之职。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教徒日渐增多,逐渐形成了以玫瑰营为中心向外发展的10余个教徒村落。先后成立的村庄有官村、老平地泉、大土城、哈拉沟、圣家营、大六号、乌素图、红格尔图、格化司台、西井子等。后来,又以这10余个大村子为中心向外发展,形成了更多的天主教村庄。 

经过20~30年的发展,集宁地区教徒村庄星罗棋布。这几十个堂口原来属于南壕堑(现属河北尚义县)区长堂口管理。为了更好地发展教务,清宣统三年(1911年)决定将这一地区与南壕堑分开,玫瑰营单独分为一总区堂口,下设3个分区:西南区(凉城一带);北区(陶林县、察哈尔右翼后旗、商都县);中区(平地泉、沙卜、官村、纳令沟、大土城、小土城、大六号、二十三号等地)。总区长为邓维道,长驻玫瑰营。这时玫瑰营已有四五位司铎。 

玫瑰营教堂和其他教堂一样,在建堂初期即附设要理学校。在给学龄儿童讲解宗教知识的同时,也帮助他们读书识字,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教堂还开设育婴院,专门收养被人遗弃的婴儿。也开设养老院,收留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教办事业也有所发展,相继成立了男女小学及诊疗所。玫瑰营诊疗所在当地是相当有名的,平均每年诊治2万人次以上。比利时籍司铎芮守礼,在这一地区服务近40年,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堪称楷模,深受教内外民众敬重。 

张智良任职期间,首先兴建了主教府,成立了小修道院、修女院,还创办了文化学院。文化学院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校,专门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成立当年招收学生40余人。 

集宁教区还成立了一些教徒的组织,如玫瑰圣体军,它成立于民国24年(1935年);远东归化会、伯多禄善会,全教区约有会员2万;炼狱会、公教进行会,亦称青年会,协助教会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传信会,主要目的在于传播福音,入会者约2万;教区还有祈祷会、圣母会(旨在敬礼圣母)、善终、玫瑰会、圣衣会、方济各第三会等。 

1997年,集宁教区创办了“圣母玫瑰修女会”,会址在玫瑰营。2005年,有修女15位。 

玫瑰营磨子山朝圣是内蒙古地区最有名的天主教朝圣活动,每年8月2日,来自中国各地的数万名教徒,聚集在玫瑰营村北4、5公里的靡子山上举行弥撒祭献,纪念圣母玛利亚显圣,共同敬礼圣母玛利亚。 

传说在20世纪初某年的盛夏,磨子山下了一场雪,有一牧羊人看见一位身着长白衣的漂亮、和蔼可敬的女子,腰系蓝带,恭举双手立于山顶。教徒们认定那是圣母显现。从此,虔诚的教徒每年定时在此地集体朝拜。消息越传越广越远,也传到国外。有外国教徒慷慨解囊,不久便筹集一笔款子。玫瑰营本堂凤司铎去世后,继任本堂陶司铎在磨子山修建了一座长25米,宽8米的石头教堂,并竖了一尊3米高的圣母显灵雕像。在磨子山西边的深沟里,有眼终年流淌不息的泉水,教会命名为“磨子山圣水泉”。来此地朝圣的信徒都要带几瓶泉水回去,除过自家使用,还可当礼品赠送亲朋。据说,用圣水擦抹、洗涤或饮用可以,医治疾病。 

教堂建成不久,在堂东北修建两排石头平房,共20间,在堂东盖5间司铎住房,在正北建3间修女的住房。后来窑子沟教徒张万福搬到,此地看管教堂,渐渐形成了磨子山圣母堂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堂无人管理,朝圣活动逐渐停止。教堂在1960年间被拆,建筑教堂的长石条被人拉走砌水井、修水库,房顶的铁皮被生产队拉去搭建了马厩。 

从1980年起,朝圣活动无组织地进行。1986年,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后,朝圣活动公开化,而且教会也逐年对磨子山朝圣地进行整修。 

集宁教区玫瑰营堂开创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立者为刘拯灵,继任人凤各德,第三位继任人是陶维新,以后是浦德厚司铎、邓维道、鲍汪潭。再以后是中国籍主教张智良。 

在玫瑰营服务过的司铎还有张瑞、曹亮、高益谦、易世芳、常守义、庞峻山。 

⑵集宁教堂。位于集宁市。民国19年(1930年),教会责成王灵官司铎到集宁购买宅地,以备建立教会。王司铎委托大土城会长张大智为他代办,张大智将一倒闭的骆驼店全部购置。因为集宁市区教徒不多,只有几家经商的教徒,所以教区先准备建小教堂一座,等教徒增多后,再盖大教堂,然后把主教府从玫瑰营迁入集宁。教会还在集宁盖了12间仓房,储存教区丰收时多余的粮食,以备荒歉。民国26年(1937年)集宁沦陷后,教堂被日军侵占,充作兵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归还教会。 

集宁教堂先后有许昌、赵国璋、许德担任本堂。在许德任职期间,在教堂院内曾动工兴建平兰中学,同时也扩建了教堂,以供在学校工作的司铎、修女及学校的师生过宗教生活。平兰中学于民国36年(1947年)基本建成。同年,招收学生。罗马传信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国恩司铎任校长兼集宁本堂,辅仁大学毕业司铎庞世宏是教务主任,邓作光司铎为训育主任,李树宝教徒当总务主任,庞秀仁、赵登瀛、南文枢、刘治中司铎及张汉雄、熊英教徒被聘为教员。当时学校的学制与课程设置完全遵照教育部的规定。民国37年(1948年)春天,教区为了提高小修道院的教学质量,决定将小修道院的高年级迁入集宁,与平兰中学合并上课。同时考虑到修道生的特殊性,许德司铎在桥东二马路买房31间,作为修道生的宿舍、教室及小教堂。学生每日去平兰中学上课,早晚不误宗教生活,每晚与星期日学习拉丁语及其他宗教课。当时有修道生60余人,院长是庞允仁。 

民国36年(1947年)初,修女会长张熙兰同教徒谷九功在桥东二马路西口路南,购置院落一处,有房21间,献堂会修女在此成立“友联诊疗所”。1950年,政府与教会协商用三马路39号房院16间,二马路路北三间半铺面调换“友联诊疗所”。1951年,修女会会长张熙兰为解决修女的自养问题,在桥西南二马路77号购置房院一处,有房11间,经过一番整修,成立“和平帽庄”。1952 年,又在桥西通顺街租了 3间铺面,挂号“仰良帽庄”。

民国37年(1948年)秋天,解放军进驻集宁,教会人士不能正确认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全部逃离集宁。平兰中学与修道院自行解散,集宁教堂的一切全部由政府接管。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宁市房产科接收了上述房院。1988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允许在集宁开设弥撒点。起初教徒们在私人宅院举行弥撒。1993年,政府批准在桥西沙河购地一块,教徒自筹资金,在教区的协助下,教堂于1994年竣工。1995年,举行开堂典礼。2000年后,教区又在集宁市区民建路出资30万元购地一块,已经盖起小楼两座,临时教堂一所。正筹款建筑大教堂。主教府、修女院都将由玫瑰营迁来。 

在集宁教堂服务过的司铎有:许昌、赵国璋、许德、刘国恩、尚景芳、杨华、王灵官、庞秀仁、庞世宏、赵登瀛、吉善亮、尚景林。 

“文化大革命”后集宁教堂的本堂与副本堂:王俊、梁小丽、杨富贵、孟锁贵、庞峻山。 

⑶凉城县教堂。位于凉城县境内。天主教传入凉城的年代较早。早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间,已有几家天主教徒,从山西忻县迁到凉城境内的大抢盘,即现在的东十号。后来迁入的人逐渐增多,形成了日后的公沟堰、香火地和沙卜。清咸丰二年(1852年),吴味增爵司铎给孟振生主教的信函说:“此间主要之教友村庄,设于大抢盘,有教友250人。2年前,曾修小堂1座,在仆所辖之区域内,每年有1 000余下会神工。”可见在清宣宗三十年(1850年)间,凉城的教徒已为数不少。德玉明等在河套地区传教之初,即清光绪三年(1877年),有150~160名来自岱海大抢盘的天主教徒迁往三道河一带,作为开教的基础。 

张维祺(雅各伯)是凉城地区早期天主教界一位有名的神父。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烂营子已经是一个小的村庄,有教徒48人。张家世代都是虔诚的教徒。清同治四年(1865年),举家迁往凉城县公沟堰村。张维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进小修道院。清光绪八年(1882年),离开西湾子修道院,赴河北献县修道院学习文学。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七日,晋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神父奉命到当时包括归化城、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等地传教。从清光绪十七至二十五年(1891—1899年)间,他走遍那一带的大多数村庄,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有他发展的教徒。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张神父应召回西湾子修道院任教。 

最早在岱海一带传教的是闫司铎。清同治四年(1865年)前,有遣使会广东人吴味增爵司铎及法国籍谢味增爵、中国籍樊味增爵、法国籍赵达味等4人在此地巡回传教近20年。 

清同治四年(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后,荷兰籍司铎杨广道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来到岱海,常驻公沟堰、香火地。同年,他派张维祺进西湾子修道院。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凉城一带教会已拥有150余顷土地。义和团运动后,教会获得了大笔赔款。教会用这笔赔款购置土地、修建教堂,且创办学校、诊疗所、育婴院及养老院。 

凉城县的新堂兴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哥特式,十字形,建筑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内有26根石柱,北端有3座祭台,南端有音乐楼及钟楼。钟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教堂被保留改作他用。2001年10月,正式恢复为教堂。为了拓宽街道,政府曾有意拆迁教堂。但因教堂属于文物,因此只能拆除其他建筑而保留教堂。凉城是新的旅游区,教堂是景点之一。 

教堂建成后,教会从其他村庄动员来几十户教徒,以后教徒逐年增加。教会开办了育婴院、要理学校、男女学校及诊疗所。献堂会、方济各会修女在此服务。 

凉城县还有一座教堂,习惯称之为“旧堂”,它位于新堂之北几公里。“旧堂”比新堂早建几十年,初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民国17年(1928年),重建,教堂南北走向,建筑面积300余平方米。 

井沟子小教堂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民国4年(1915年)又重建。“人”字形结构,一撇是男堂,另一撇是女堂,这种设计是为适应当时男女有别的习俗。男女教徒各走自己的门,进自己的堂。祭台设在交叉处,在祈祷时,男女信徒互不照面。这所教堂属中西合璧型。中式前檐,西式人字铁皮房顶,堂内有木柱10余根。解放战争中,贺龙元帅曾借用教堂开过动员大会。过去司铎的住房辟为贺龙纪念馆。井沟子教堂成为凉城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地。 

大抢盘小教堂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重建。 

公沟堰小教堂建于清咸丰十年(I860年)左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重建。1999年,李勇强司铎又重建。 

凉城县还有弥撒点:土台子、泉卜子、大圪塄、狮子凹、新农村、十号。 

每座教堂都有堂名,比如凉城新堂名为“圣体圣血堂”。凉城镇教会有个传统,每年在“圣体圣血”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教徒们称之为“主保瞻礼”庆典。凉城县所有的教堂都要过主保瞻礼,10余个堂口,10 余个主保瞻礼,参加主保瞻礼庆典也是当地司铎的一项重要工作。教徒们利用过主保瞻礼走亲访友,有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可利用这一节日与亲人团聚。主保瞻礼既有社会生活意义,也有宗教生活意义。 

1985—2005年,凉城县先后有10人担当教职。他们是:杨福喜、孟锁贵、杨志敏、梁小利、李世文、张新亮、武福胜、苏爱珍、尚建生、杨立昌。 

⑷红格尔图堂区。红格尔图属察哈尔右翼后旗,天主教传入较晚。民国5年(1916年),有教徒数家来此地垦荒,后来又有人从西湾子迁来,这些人多数是教徒。民国8年(1919年),玫瑰营教堂筹款在此地建小教堂1座。教堂建成后由官村代管。民国10年(1921年),从二十号地调李秉义司铎任本堂。 

民国14年(1925年)后,有易世芳、常守明、宋连明任职。此间红格尔图教务发展迅速,有教徒200余户近千人,成为集宁教区4个区长区堂之一,管理集宁教区北边的堂口。由于教徒人数增多,原有小教堂不敷使用,于是集资兴建了1座较大的教堂,同时也开办了要理书房及男女学校。 

20世纪40年代,教堂在战争中被毁。“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队在教堂的旧址上修建房舍。 

1990年,当地教徒自筹资金,自投劳力,修建了一座简易教堂,供本村及周围村庄1000余教徒过宗教生活。 

1997年,察哈尔右翼后旗将其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格尔图村现有人口不到500人,大多数是教徒。红格尔图的教徒人数虽少,但从这里走出的司铎与修女却不少。1985年后,先后培养出13位司铎,9位修女,他们分别是:杜江、侯存英、杨富贵、庞志刚、王启、王军、乔智慧、王才、侯志文、李东升、王飞、罗春海、张枝茂;杜秀枝、王云峰、王云桃、侯志云、陈英凤、王改荣、张学荣、温俊梅、杨玉梅。 

三和堂、大六号属红格尔图所辖。三和堂大约在清光绪六年(1880 年)左右兴建,两年后大六号也开始兴建,都是土木结构,规模很小,也未设本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个外号叫红胡子的外国籍王司铎,照自己家乡教堂的式样盖了三和堂和大六号堂,为了隔离男女教徒,教堂都是“人”字形。在盖教堂的同时也盖了学校与司择、贞女们的起居室。男校有教徒授课,女校有贞女任教。三和堂的老师有老陈贞女与王金兰贞女2人;大六号有老庞贞女、望爱村人张贞女、小井子张贞女3人任教。 

三和堂与大六号两地未成立育婴院,若有人送弃婴于教堂,老贞女暂时喂养,如有人领养,就可以让人接走,否则将送往玫瑰营育婴院。 

三和堂的本堂为:王明达、戴载恩、杨森、郝生元、郝有恒、王近思。王近思之后的50余年未设本堂。1996年,曾派王忠义任本堂。1998 年,王忠义调离后,至今未设本堂。 

大六号本堂有:郝有恒、保定人安司铎、黄登荣。民国38年(1948 年),黄调离后至今未设本堂。 

大六号有3人晋铎,老司铎有庞峻山,青年司铎有庞瑞(江西南昌)、庞文贤(北京西堂本堂)。 

⑸二十三号堂区。位于兴和县境内。天主教传入兴和县境内的时间较早。有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法国遣使会秦司铎曾到兴和县大青山的东沟村送终傅。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孟振生主教曾把西湾子大小修道院分开,“为修道生更安静,少分神,隔绝世俗尘嚣的纷扰”,小修道院迁到兴和县的小东沟村。从此,小东沟成为当时蒙古教区三大堂口之一。 

清同治四年(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但法国遣使会仍然继续留在蒙古教区的西区,总堂设于今日的二十三号村。驻堂司铎有白振铎、谢福音与谢凤来。 

在遣使会完全撤离蒙古教区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费尔林敦长驻二十三号,他同时也负责看望附近10余个教友团体。费尔林敦初具医学知识,因此不仅和教徒,而且和当地蒙古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与蒙古人的往来中学会了蒙古语,从而萌发向西、向蒙古人传教的念头。 

二十三号的村民有植树的习惯,这种习惯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据记载,费尔林敦初到二十三号看到这里荒山秃岭,便动员村民植树。没有几年就有了大片的树林,从此村民养成了植树的习惯。 

费尔林敦离开二十三号西去鄂托克旗以后,继任者是谁不见记载,相传孔模范司铎曾在此地任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国籍司铎姚巴尔纳伯任本堂。 

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这里已经建有规模较大的教堂。旧教堂于民国15年(1926年)拆除,经由米启蒙重新建筑。同时也兴建了男女学校,初级小学毕业后转入南壕堑教会学校。从这里培养出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有30余人。 

二十三号一带地薄人多,刘拯灵司铎在玫瑰营大量购置土地后,许多教徒纷纷前去垦殖,这也正是圣母圣心会向西发展教务的策略。现在集宁、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不少教徒,祖籍就在二十三号一带。 

圣母圣心会在二十三号召开过几次重要会议,讨论修会的重大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属二十三号堂区的分堂有二道河、窑子沟、大库联、张皋、薛家洼、兴胜庄、长胜夭子、包家营、班定营、陶卜夭子等37处,有司铎14名,教徒万余人。有些堂口未必有本堂,但都开办学校,其规模不比二十三号的小,教内外学生一视同仁,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供给书籍文具。 

二十三号的育婴院收养的弃婴在灾荒严重的民国18年(1929年)曾达200余人,均由贞女抚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有孤儿1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堂的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全部分给贫下中农,因此学校、育婴院都停办。“文化大革命”后,神职人员都接受监督改造,大部分教堂被拆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批准开放二十三号和窑子沟等教堂。在二十三号任职的司铎还有:云德惠、司秉公、叶雅波、段金章、米启蒙、黄传真、马司铎、潘少卿、刘鸿志、王才、张新亮。 

窑子沟建立教会的年代晚于二十三号。有记载,在费尔林敦想从二十三号向窑子沟发展教会时,遭到窑子沟人的反对。但是当刘拯灵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七苏木一带放地时,窑子沟的教徒也欣然前往。 

民国26年(1937年),教堂开办家政学校,有学生55人,学习缝纫、裁剪、印染、饲养与卫生知识。学校颇受教徒欢迎。 

窑子沟的本堂司铎有宇嗣安、姚巴尔纳伯、姚正风、刘国平。 

直到民国初年,兴和县城内没有教堂。20世纪20年代,匪患严重,居住于县城内的教民要求成立教堂,以备乱时得以托庇。教会同意教民的请求,遂派芮守礼于民国8年(1919年)前去,教堂于民国9年(1920年)落成。至民国16年(1927年),城内已有教徒600余人。教堂也开办男女学校,校名“育英”,后改名为“兴和第二小学”。七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师资较好,管理严格,学费低廉,甚至免费。 

至2005年,兴和县是窑子沟的弥撒点,刘国平来送弥撒。 

⑹库伦图、古营子、三股堂区。这3个堂区在四子王旗境内,原属绥远教区的“后坝”。“后坝”不是一个具体的村庄,而是一个区域,俗称“后山”。19世纪末,那里仍是蒙古人的草地,地广人稀,是关内人躲灾避难的好去处,所以很早就有教徒居住于此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后坝已有小教徒村庄四五个,如勿尔兔沟、六道沟、乌塔尔贝(铁圪坦沟)、十八台。清咸丰十年(I860年)前后,十八台一处已有司铎驻堂,教堂地基为吴味增爵司铎购买,房舍为谢司铎所建。十八台于清道光三十年至清咸丰十年(1850—1860年)间已有教徒,教徒有的来自二十三号,有的来自凉城大抢盘。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巴耆贤主教同桂德贞巡视教务后,令桂德贞长驻十八台管理教务。可以说桂德贞是十八台的第一任本堂,而在此之前,中国籍司铎赵仲举(依纳爵)已经长驻乌塔尔贝。 

清光绪三年(1877年),高达道在归绥传教,1年后调往乌塔尔贝。清光绪五年(1879年),陶福音在归绥传教。不久,被调到后坝。 

库伦图教堂于民国16年(1927年),由惠崇德司铎主持兴建。民国18年(1929年),因灾荒停工。民国20年(1931年),又动工。民国23 年(1934年),落成。教堂呈十字形,占地约2000平方米,堂高20余米,钟楼高30余米,长石条作根基。堂内有14根直径1米多的高矗石柱,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教堂。教堂也附设育婴院、养老院及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库伦图堂区各教堂联合办学,起名为“晓明学校”,以库伦图为中心小学,其他各堂口为分校,校长为葛天民司铎。在此地任职的司铎还有康景东、刘世功、武维舟、韩进德、王虎、杨志敏、崔叶明、庞瑞、李明。 

古营子教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教会租地30 多顷,以吸引外地教徒。薄司择在此主持教务,修建土教堂一座。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易(易世亮)任本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陆怀德任职。民国7年(1918年),韩启明任本堂。民国20年(1931年),重建古营子教堂,新教堂能容1 500余人。在此任职的司铎还有惠崇德、刘福音、韩启明、郝道宾、田维耘、刘世功、薛正平、侯存英。外国籍传教士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出资银1 680两,在勿尔兔沟租得民地45顷,逐渐形成天主教勿尔兔沟教会。现存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在此任职的司铎有张元、二易(易世芳)、樊德屏、刘福音、葛维德。抗日战争期间,葛司铎把教堂当做医院收留抗日伤员,他还发动教徒为抗日部队提供衣食医药,并进行医护救治,教会的行为获得抗日战士的高度赞赏。后来村民被日寇剿杀逃亡,教堂也被拆毁。民国29年(1940年),葛维德司铎到三股建堂一座,约240平方米,还建男女学校各一所。民国34年(1945年),胡世安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段文彬负责三股与乌兰淖两地的教务。1956年,范路易任本堂,当时还有2位修女在此地服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教堂被拆,后来范司铎回到包头教区。1980年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生产大队给教会一处油房作为教堂,王虎任本堂。1993年,崔叶明调任三股本堂,崔修建砖瓦结构教堂1座及司铎、修女住房。1999年,王润生担任本堂。2002年9月,王启调来,王司铎与修女庞丽芳、杜秀枝开办1处诊所。 

三元井教堂始建于民国2年(1913年),是四子王旗较大的1座教堂。教堂由鲍司铎主持兴建,后来的继任司铎为:韩启明、惠崇德、林存实、闫维道、武德范、张升文、闫嗣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敬亭任本堂。1984年后,刘世功、韩进德把被破坏了的教堂进行整修。1997年,张振任本堂。三元井现在是弥撒点。 

铁圪坦沟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光绪四年(1878年),落成。建堂材料多为长型青石条。据《绥远通志》记载,义和团运动中,教民集中于铁圪坦沟教堂,官兵放火焚烧。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又重新修建教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徒逐渐减少。1958年,教堂被拆,石条被用于水利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铁圪坦沟归四子王旗,即后坝堂区,现在属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铁圪坦沟位于乌兰花镇东南40余公里的山沟内,交通十分不便。原来有村民60余户,现在大量外迁,留下的村民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从坍塌的村民房屋中仍然能够看到过去教堂的石条。过去教堂用石条砌成的地窨子保存完整,村民当菜窖使用。在此地任职的司铎有费彦光、杜世忠。杜司铎死于义和团运动。 

四子王旗在20世纪30年代有大小教堂17处,教徒5 000 人。至2005年,有教堂3座,弥撒点10余处,有教徒约2万。 

⑺圣家营、哈拉沟教堂。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圣家营、哈拉沟两地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已有教徒。后来由于教徒人数增力口,教会派中国籍罗司铎到圣家营管理教务,罗司铎于民国7年(1918年)筹款兴建教堂,教堂于民国10年(1921年)完工。后来又有比利时籍德司铎任本堂。抗日战争期间,王近思司铎任本堂,再后有三赵司铎、尹步真、邹博施、杨华、王启、李勇强、南玉柱先后担任本堂。 

哈拉沟教堂建于民国2年(1913年)。民国7年(1918 年)竣工。先由中国籍尹司铎负责施工。随着教堂的建立,孤儿院、男女学校也一并创办。后来葛仰圣司铎在此任职。抗日战争期间曹亮任本堂。1990年后,有杨富贵、张 书生任本堂。 

⑻望爱村教堂。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刘拯灵来玫瑰营一带置地垦殖,吸引了大批移民加入天主教,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教会派戴满仁司铎来望爱村管理教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戴司铎病故,年30岁。后有中国籍赵仲举司铎继任。 

清宣统二年(1910年),苏慕圣继任本堂。苏到任后,眼见原先的小教堂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教徒,于是集资筹建大教堂。两年后,大堂竣工。接着又兴建育婴院、男女学校、司铎与修女的住房共70余间。 

抗日战争期间,村民杨宏先生利用自己是富户人家,又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聚居的望爱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他把自己的家开辟成一个抗日工作据点,长期为八路军无偿地提供枪支、粮食、钱物和情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服务过的司铎有:戴满仁、赵仲举、苏慕圣。苏之后都是中国籍司铎,他们是:张司铎、易世亮、姚御、尹步真、李春芳、张殿士、曹亮、郑琏、王海英、杨富贵、王俊。 

⑼三义堂。位于卓资山县境内。三义堂又称梅力盖图教堂,三易司铎于民国8年(1919年)开始筹建。民国10年(1921年),落成。取名三易的谐音,既表明教堂由三易神父筹建,又有宗教、伦理含义。教堂长50米,宽14米。南北走向,南端有高达25米的钟楼,悬挂不同音阶的3 口铜钟,音质清脆洪亮。北端是祭台和更衣所。建筑十分讲究,堂内有许多精美的浮雕,巨大的石条根基经匠人雕刻,朴实而典雅。在当时它是一座远近闻名的教堂,常有教内外人士慕名而来,甚至有不少外国友人。 

教会又相继盖起养老院、育婴院、男女学校、修女院及司铎住房等,共计房屋163间。从筹建开始即有了整体规划,何处是教堂,何处是学校,何处是修女院都有合理的规划布局。从民国9年(1920年)起在空闲之地,在道路两侧栽种树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道路,树木的品种各不相同。几十年后树木成才,纵横有致,绿树成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的房屋为乡政府、学校、粮库占用,也有部分房屋分给村民居住。1966年,教堂被毁。 1983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先后归还房屋21间,院地10余亩,教会重新修建了一座占地240平方米的教堂。三义堂的弥撒点是卓资山、郭家卜、旗下营、十八台。 

民国37年(1948年)后,未设本堂。1983年后,教堂重新开放,吉善亮送弥撒。1990年后,杨志敏送弥撒。1991年后,由李森、张新亮、尚建生主持工作。

先后在三义堂任职的本堂为:易世亮(1921—1928年)、易世芳(1929—1932年)、胡儒汉(1933—1937年)、关随(1938—1941年)、刘辉(1942—1944年)、杨华(1945—1948年)。

⑽土贵镇堂区。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土贵镇又名官村,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有传教士在这一带巡回布道,后来有比利时沃立信司铎常驻此地开展教务活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中国籍姚正魁司铎在这里任职。姚司铎原来是木匠,后来晋铎,他善于建筑设计。集宁教区、呼和浩特教区的许多教堂都是经由他设计与主持修建的。姚司铎就任后购置宅地50余亩,次年筹建教堂。教堂呈“人”字形,宽10米,长40米,高7米。接着兴建育婴院、学校及司铎、修女的住房。 

民国22年(1933年),王近思就任本堂后,建房百余间,扩建学校与育婴院。民国29年(1940年),卢正民继任后,因教徒人数增多,原有的教堂不敷使用,于是在“人”中间再加一竖成为“个”字形。教堂长75 米,宽20余米,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建筑仍由姚木匠司铎设计与主持。稍后,官村的分堂南营子、中脑包、赵家村等地也效仿官村教堂盖成“个”字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官村有教徒5000余人,任职的司铎为姚正魁、王灵官、卢正民、曹亮、宋司铎、林育良、庞允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堂的房屋院落被供销社、邮电局、皮毛厂、电影院及学校占用。 

教堂于1966年被毁,神职人员被逐出教堂,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80年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先后有林育良、王润生、高益谦主持教务。他们多方面筹集资金,于1994年新建宽15米,长40米的教堂1 座,堂名为“耶稣圣心”。不久,纳令沟、中脑包、沙卜、赵家村、南营子弥撒点也陆续建成。 

1990年后,在此任职的司铎有王润生、董富荣、王启、南玉柱、侯志文、王虎、孟锁贵、闫文才。孟锁贵任职期间对教堂进行了维修装饰,并修建了司铎的办公室及住房等。 

中脑包教堂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外国籍苏司铎所建,未设本堂,“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毁。 

大纳令沟教堂建于民国17年(1928年)。之前,该地有20余户人家,比利时籍薄司铎把天主教传人该村。同年,中国籍李司铎主持教务,教徒发展到300余人。民国22年(1933年),尹敷化任本堂。次年,动工兴建“十”字型教堂。先后任职的司铎为薄司铎、李司铎、尹敷化、马司铎、南瑞光、高益谦。 

沙卜是内蒙古天主教传入最早的地方之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前,已有中外司铎在此地传教,其中广东人吴司铎在此地传教达12年之久。在吴之前早有一位姓闫的司铎在此地传教多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旧址地基依然存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木匠姚司铎设计建筑该地教堂、育婴院、养老院及男女学校。在此地主持教务的司铎有:姚正魁、薄司铎、张司铎、郝司铎、马司铎、姚振灵、刘若翰、宋元如、董富荣。 

⑾平地泉教堂。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平地泉原名十八苏木。20世纪初,天主教已经传入。民国4年(1915年),教会发展迅速。同年,众多教徒出资兴建教堂,放地商人董义捐献土地540亩,其他富户也积极响应,教会先后共得到土地1000余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久就建起1座土木结构的教堂。因为教堂的兴建全靠广大信徒的捐助,属于义举,故堂名为“公义堂”。在教徒大量集中的地方,土木结构的教堂并不多见,虽然它缺少一点“洋气”,其优点在于“平易近人”。同时兴建的还有教堂的附属设施,如学校、育婴院等房舍数10 间。 

在教堂不敷使用时,建筑旧堂的杜、濮二司铎,于民国10年(1921 年)拆除旧教堂,修建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教堂。砖木结构,铁瓦盖顶,钟楼高耸,与乡民的低矮土房相比,显得超凡脱俗。同时也将学校、育婴院及司铎、修女的住房进行了扩建。 

1966年前,教会房屋归公。1966年,教堂被拆。1982年12月25日,落实宗教政策将一小旧戏院归还教会,教会以此作为教堂。1995年,由王俊、樊振福兴建教堂与教堂的附属房舍,总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 

先后在平地泉任职的司铎为:杜司铎、濮司铎、姚正魁、鲍汪潭、许德、常西满、李树世、赵鸿奎、刘司铎、杨文耀、胡儒汉、高益谦、郑琏、庞峻山、尚景林、王俊、樊振福、张振、王忠义。 

(六)巴彦淖尔教区

1.教史简介。清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费尔林敦与德玉明从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到了阿拉善定远营子,蒙古上层人士要求传教士为他们的儿子提供欧洲式的教育。后来,费尔林敦返回鄂托克旗,德玉明到了河套三道河,在锦恒西搭起帐篷布道传教。费尔林敦到城川后,派了几个蒙古教徒去帮助德玉明与桂德贞开展工作。清光绪二年(1876年),传教士购买了陕西朝邑县人全刚六儿奎元号房屋及农具,买下山西省平遥县1个梁某的宏盛义房屋及木质农具等,买下陕西苏某的耕地、农具、房屋及其他东西,买下山西忻州人米姓的锦恒西房屋32间及他所租的土地。他们出租土地,吸引移民。第一批移民是20余个蒙古教徒、30余个教外人,他们来自鄂尔多斯。第二批移民是传教士杨广道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阿架马梁移来的30户107人。不久,又有150~160名教徒从凉城移来,安置到锦恒西。清光绪十年(1884年),宁夏一带遭灾,桑桂仁雇两只大船把40余家教徒迁到三盛公。以后又从其他地方移来难民数百,不久教徒发展到千余人,形成六七处小的教徒村庄,先后建起数座小教堂。 

凡入教者生活有了困难,生产上缺少耕畜、籽种,教会常给予救济。仅在清光绪四年(1878年)春节,教会就为移民买回22车粮食。物质的吸引在传教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清光绪二年(1876年),巴耆贤主教偕同吕继贤到西南蒙古视察教务,他们于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归化城出发到阿架马梁,再到城川。清光绪九年(1883年),再次西行,看到各地的教务发展顺利。 

清光绪九年(1883年),教廷划宁夏与内蒙古西部地区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设在三盛公。民国11年(1922年),西南蒙古教区的包头东部地区划入绥远教区,其他部分划为新成立的宁夏教区。王守礼是宁夏教区最后一任外国主教,他于1946—152年任宁夏宗座代牧。民国15—至35年(1926—1946年),王守礼任归绥公教医院院长。1980年8月26日,逝世于新加坡。著作有《边疆社会公教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彦淖尔行政区成立巴彦淖尔盟教区,主教府仍在三盛公。 

郭正基是第一任中国籍主教。1950年,大学毕业后回呼和浩特市修道院任教;他不仅精通拉丁语,还懂英语和法语。1952年,回陕坝任本堂。从1958年秋天至1978年在巴彦淖尔盟狼山农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农场、唐山盐场服刑。1981年,平反。1985—1990年,在三盛公任本堂。1990年,在呼和浩特市由宗怀德祝圣为主教。1997年7月26日,访问比利时,受到王后的接见。2004年,逝世。郭主教任职期间,教徒人数由2万发展到5万,教堂从1座发展到20余座,还开辟了 10余个弥撒点。 

2.主要堂口。⑴三盛公教堂。位于磴口县境内。三盛公是主教府,教务发展迅速,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原有的小教堂已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教徒,因此德玉明开始筹建新教堂,令荷兰籍司铎兰广济设计并负责此项工程。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德玉明病逝于三盛公,终年48岁。在罗马未任命继承人之前,暂由年长的闵玉清司铎为代理代牧。同年八月三十日,教廷任命韩默理为德玉明的继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四日,韩默理在甘肃两棵树得到通知。同年八月,到达三盛公。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盛公教堂建成,同年十一月一日祝圣。教堂建筑面积近700平方米。堂内正面设有大祭台1座,两侧有小祭台4 座。堂院有钟楼1座高约20米,悬有两口铜钟。堂内能容3000余人祈祷。三盛公教堂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常有教内外人士前来朝圣或参观。教堂东侧建有男校1所,距教堂300米处的东北方向建有小修道院1所,教堂的西侧是女校。 

当时蒙古各地匪患严重,又有传言甘肃回族要起事。韩默理主教在大教堂落成之后,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修筑围堡。三盛公围堡周长近2000米,墙高6米~7米,宽2米,墙上有雉堞,四角建有守卫炮台。墙堡开有东西两门,设有专人看守。

教堂的祭台下面建有地下室。地下室是教堂的附属部分,因此与教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建成。一般教堂都有地下室,有的地下室是为储存,特别是储存葡萄酒。建在教堂祭台下的地下室是为厝放棺材的。按教会习惯,凡主教去世后,其棺材多停放在教堂内。三盛公教堂的地下室。民国38年(1949年),共停放棺材16具。其中主教2具,司铎14具。主教是德玉明、石杨修,司铎是邓德超、贝清明、吕文化、常建春(中国人)、胡际昌、卫成宗、方义行、彭葛寿、梅布桂、白文治、包海容。其余3人无从查考。

三盛公教堂是教区的主教府,当时也是这一地区的本堂,它管辖的分堂有金沙庙、南粮台、兴盛杨、富太奎、双合成、旧地、圣母堂、南套子、天兴泉。其中南粮台教堂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面积有200余平方米,贝清明在此地任过本堂。天兴泉教堂亦建于同年,面积250平方米,胡际昌曾任本堂。民国16年(1927年)后,因兵荒马乱,这些堂口成为弥撒点。司铎定期来送弥撒,大瞻礼教徒都去三盛公。 

民国36年(1947年),主教府迁往陕坝。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没收。1980年,又重新开放,现在仍然是巴彦淖尔教区的主教府。 

三盛公教堂现有土地数亩,种植蔬菜、瓜果,还饲养奶牛作为教会的自养。教堂创办养老院一处,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一切开销全部来自教徒的奉献。管理人员主要是修女,也有少数义工。 

历任三盛公的本堂神父有:闵玉清、方济众、石杨修、贝清明、罗明坚、狄文治、吕文化、文清迪、郝(韩)斯廉、谢久敬、常西满、孙雪帆、徐声波、王世彬、郭正基、任爱国、杜江。 

⑵大发公教堂。位于杭锦后旗境内。清光绪十年(1884年),德玉明主教委任庞孝爱、方济众两位教士到大发公传教。2人到大发公后向蒙古人租土地50余顷,开渠垦殖,许多移民前来租种教会的土地,移民与入教者日益增多,最初大发公有50余家教徒。不久,从凉城、三边、鄂托克旗移来不少的教民。当土地不够分配时,教会又向郑万年购买150顷土地分给新来的教徒。教会在大发公花13 000两银子修通一条灌渠,以后每年用于整修渠道的费用是1200两银子。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教堂与其他房舍一并被夷为平地,大发公也因此分得赔款。教会用赔款重新建造教堂与其他附属设施。 

贝清明担任本堂后,为了村民安全,修筑城墙。 

大发公教堂和其他教堂一样,从成立堂口就建立了学校。开始是要理学校,凡7~10岁的男女儿童都要进要理学校,所用课本是教会的“要理问答”。通过背诵教会的经言要理,既掌握教会的基本道理,同时也达到扫盲的目的。陈国贤曾担任过大发公的男要理学校的先生。女要理学校的教员一般是由司铎或贞女担任。民国2年(1913年),成立初等小学,所设置的学科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等,用的课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和社会上其他学校的课本一样。有50余名学生,第一任教师为马三虎,三盛公公校毕业生。以后又有于治邦、宿维邦、张永庭、杜素文等先后任教。女校成立较晚。在抗日战争时期,石杨修主教派朱淑斌、张广文、闵加拉、武文宣在女校任教。同时她们也具有一些医学初步知识,教书的同时也兼给人们诊治常见的疾病。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关闭并改做他用,教会的其他房屋均被拆毁。在1983年,大发公重新开放教堂。同年8月25日,举行了开堂典礼。1993年,陕坝本堂杜江着手重建教堂,新建教堂面积约150平方米,同时兴建的还有司铎的住房及其他附属设施。过去大发公教堂一直由蛮会或陕坝代管。2001年,分配王军任本堂。从2001年开始,教堂住有修女,并成立养老院为教内外无依无靠的人提供服务。2002年,大发公有教徒350余人。 

历任本堂神父有:庞孝爱、方济众、费怀永、庞孝爱、任德清、陶德模、文华国、贝清明、米化中、于广义、郝若望、徐司铎、马司铎、刘仲民、王军。 

⑶渡口教堂。渡口教堂为磴口县境内仅次于三盛公教堂的第二大教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立。建堂开始于一比利时籍姓梅的教士。他组织一批三盛公教徒中的强壮劳力,开辟了一条由渡口到三盛公的便道。后来从凉城等地迁来一批移民,在渡口定居垦殖。 

渡口教堂的北面有司铎、贞女们的住房,以及饭厅、厨房、储藏室。与其他教堂一样,那里也建1处育婴院,专门收养被人遗弃的婴儿。1所完全的男校建在教堂的东南,女校建在教堂的西南。教堂还附设诊所1处,专门为附近的村民提供医疗帮助,家境贫寒者可以免费诊疗。 

民国18年(1929年),本堂司铎吕文化修筑起占地100亩的小围堡,将教堂、司铎与贞女们的住宅、男女学校、两个花园、菜园以及部分教民的住宅包围在内。第二年,新任本堂邓德超再次修筑围墙,将全部居民都围在里面。筑墙费用是按每户占有土地数量、质量分摊。教堂也同样分摊。这些村庄在组建之初,许多工作均由教会负责。扩建后的城墙周长约2000米,高5米,底宽3米,城墙上有近2米高的隐身墙,民团夜间在墙上放哨巡逻。 

教会曾组织教徒挖开一条横贯南北的干渠,后人称为渡口渠,此渠的开通,对当地的农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教堂有碾磨坊,闲置不用时,没有碾磨坊的小户人家可以免费使用。 

和其他教堂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与教会的房屋全部被公社占用,拨乱反正后,于1986年8月教堂重新开放。教堂重新开放后未设本堂。1992年,周学清被任命为本堂。因为旧教堂破烂不堪,属于危房,周学清将旧教堂拆除,新建了1座面积为450平方米的教堂。1988年,教堂教区修女院设在渡口,院长是施修女,当时有20余位修女,几年后修女院搬迁到磴口。教堂有耕地12亩,教徒协助教会耕种,教堂基本做到自给。2005年,渡口有教徒约3000人 

历任本堂神父有:梅司铎、邓德超、吕文化、邓德超、马文明、贝清明、郝鹏莫、文海德、常西满、石玉安、周学清、贾志福、李德厚、南国亮。 

⑷补隆淖教堂。位于磴口县境内。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由郎国安司铎修建,面积350平方米,是磴口县内的第三座大教堂。民国18年(1929年),戴德辉修筑土围墙,周长1000余米。教堂、学校及诊所等教会房舍位于村内的东边,其他三边是居民住宅,其中有几户是回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教徒发展到1000余人。 

教堂于1972年被毁。1998年,高明胜本堂司铎,重新建筑一座面积有300平方米的教堂。2000年,李月平本堂修建圣母亭1座。现在教堂为了自养开了小卖部,并开始养奶牛。2004年统计,补隆淖有教徒1000人,本堂司铎为李月平。 

历任本堂神父有:郎国安、于广义、梁明善、戴德辉、高明道、郝若望、孙雪帆、李枝荣、武慕安、冯进礼、李文枢、高明胜、李月平。 

⑸乌兰淖教堂。位于临河市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闵玉清在此租土地,修渠道,吸引了一批教内外移民前来居住。林允中司铎任本堂期间,先修筑起一道土墙,将教堂与教会的其他设施围起来,后来村民又修筑一道大围堡,将全村居民围起来。民国15年(1926年),吕文化调任乌兰淖本堂,当时教徒已增加到千人,旧堂无法容纳,遂另建教堂。司铎的住房与其他附属建筑也一并扩建。乌兰淖教堂有几十亩树林,10余亩果园、菜地。

教会初期成立了男女学校。民国27年(1938年),学校呈请临河市教育局备案,定名为太照乡天主教普爱小学,学生逾百。张广文、樊永华与韩亚清等修女在女校任教。 

民国37年(1948年),天主教堂开设诊所,医生是来自集宁教区献堂会修女张国贤,她是绥远公教医院的毕业生。同会的修女郭凤兰、赵国贞也在诊所服务。 

乌兰淖的原教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教堂重新开放后,由陕坝司铎借用民房进行宗教活动。1994年,由临河裴习平代管。1995年,乡政府拨给土地一块,教会盖了几间平房,其中较大的一间作为临时教堂。1999年,李树军着手建筑新教堂,面积为361平方米,钟楼高29 米。2000年10月19日,落成,堂名为“中华圣母”。 

历任本堂是:猷、罗明坚、吕文化、李世方、陈宽明、葛天明、段万科、李树军。 

⑹蛮会教堂。位于杭锦后旗境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闵玉清主教派猷开创蛮会教堂。李司铎先向蒙古人租了一些土地,然后开渠垦地,再将土地拨给教徒。由于教徒不太多,教会先建1座小教堂。后来陆续从大发公、萨拉齐等地迁来几十家教徒。新移民新教徒逐渐增多,以至旧教堂不敷使用。清宣统二年(1910年),郎国安任本堂期间新建1座面积为300平方米的教堂。堂名为“圣母堂”,哥特式。 

民国2年(1913年),成立普爱小学,分男女两校。男校有房屋10 余间,开始学生几十人,后来发展到200多,邻村上下也有学生来此就读。课本、学制与公办学校一样。女校建在教堂院外,校舍7间。女校教师一般多为修女。女校除和男校同样开设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美术、体育、音乐外,还增设女工课。在女校任教的有李三爱、王若望、朱淑斌、穆进业、张广文、魏明哲、樊文华、高志清。 

民国3年(1914年),德明善任蛮会本堂,组织人力物力筑1座长达2千米~3千米城墙。村里1/3的地方为教堂所占,男女学校、婴孩院、司铎及修女的住房、长工短工的伙房样样都有。 

民国37年(1948年),教堂又建立了诊所,给当地群众就医提供了方便。在此地诊疗所工作的医生是张保拉、李枝贤、高志清等修女。她们都是从绥远公教医院接受专业训练合格后回到本地区的,普通的小手术都可以进行。一般都不收费,或收费低廉。 

此外,教会对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也收容抚养。蛮会村的三恭子、四瞎子教堂收养了几十年,直至教堂被关闭,后来成为五保户。 

“文化大革命”前,蛮会有教徒2500人。 

1988年,教堂开放后,政府把用作电影院的教堂归还教会。李化民为本堂,继任人为周世光。1996年,南国亮调来,现任本堂为裴习平。教堂有耕地数亩,自耕自种,作为教堂的经济来源之一。 

历任本堂有:猷、郎国安、德明善、贝清明、林允中、文国华、石杨修、米化中、刘维则、康国泰、李化民、周世光、南国亮、裴习平。 

⑺陕坝教堂。位于杭锦后旗境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闵玉清令任德清到陕坝开教。任德清上任前,教会已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向该地王爷租下大片土地。任德清到任后,一方面兴办水利,挖开园子渠、沙壕渠;另一方面扩大租种的土地。三盛公一带的一批老教徒迁来作为开教的基础,不久吸引了许多移民加入教会。 

同时教会开办了要理学校。由于教徒日渐增多,教会遂修建1座教堂。文国华就任本堂后植树造林,在村南开辟了一大片树林,同时还有一片4亩~5亩的果园菜地。文国华调离后,石杨修继任。石杨修认为儿童不仅要学经言要理,还要读书识字。于是在民国2年(1913年)成立初级小学。所聘教员多为三盛公的公学院毕业生。 

民国4年(1915年),石杨修调离后,邓德超继任本堂。邓扩建教堂,兴建其他附属设施,将原有的渠道加宽挖深延长,使渠长达30公里。同时当地人也修了不少支渠,水渠纵横,灌溉方便。外地人争先来此地安家落户,其中也有一些回民。陕坝初建时,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后来不信教的人也大量涌入,教堂、召庙、清真寺先后建成。 

20世纪20年代,匪乱甚为严重。民国16年(1927年),鲍恩波由三道桥调往陕坝,他组织人马修筑土城堡,并成立民团。民国22年(1933年),康国泰继任本堂。民国29年(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陕坝,教堂与学校都是轰炸目标。民国30年(1941年),康国泰调离,周其智任本堂。

民国35年(1946年),王守礼任宁夏教区主教,到任后成立陕坝普爱中学。在西南蒙古地区,陕坝普爱学校颇有影响。这所学校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原为公学校。民国12年(1923年),迁往陕坝更名为“横舟学校”。民国13年(1924年),定名为“普爱学校”。这所学校的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救亡活动。普爱中学以师资水平高著称,校长孙仲贤是意大利留学生,他聘用一批来自辅仁、南开、兰州大学的毕业生来校任教。学校建有图书馆、理化实验室。图书丰富,理化仪器完备,文体器材也比较完善。学生人数最多时曾达500人。信教学生占学生人数的1/3。 

1949年,归绥神哲学院曾迁往陕坝。同年,又迁回归绥市。 

教堂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没收。1982年,教堂重新开放。1996年,由于旧教堂破旧不堪,杜江修建新教堂,建筑面积860平方米,堂内有100平方米的音乐楼。堂名为“圣多明我”。2005年,有教徒1万多。1997年,继任本堂任爱国修盖了办公室、宿舍及修女们的住所。陕坝本堂管辖10余个弥撒点,司铎们定期去送弥撒。现在在本堂服务的司铎还有张鹏遥、赵世亮。 

历任本堂有:任德清、文国华、石杨修、费怀永、邓德超、鲍恩波、康国泰、周其智、郭正基、段万科、王甫田、李文枢、段云、杜江、任爱国。 

⑻三道桥教堂。位于杭锦后旗境内,民国11年(1922年),教廷将中国的教区重新划分,原西南蒙古教区的河套、宁夏、陕北三边划为宁夏教区。同年,德国圣言会接管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甘肃的传教工作,在那里传教的圣母圣心会司铎被调往内蒙古等地。甘肃凉州教区主教费达德调往宁夏教区,成为新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与他同来的还有3位修道生、3位修女及30余户教徒。主教令鲍恩波带领这批教徒到三道桥。此间教会在这里购置大片土地租给这些教徒。 

教会初期,本堂司铎开设1处要理书房。民国13年(1924年),正式成立小学。不久,学生由30余人增至近100人。后来又分成男女两校。修女刘马、钟亚加大、王加辣、宋玛利亚等在女校任教。开始是复式教学,当学生增多后便分班进行教学。 

民国16年(1927年),于广义任本堂期间,教堂开辟了 1处百亩林园。栽种瓜果、桃李及多种树木,有专人看管。 

在蔡化民任本堂期间,三道桥的教徒已发展到近千人,旧教堂无法容纳,遂建新堂。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曾一度攻占河套地区,三道桥遭到严重破坏。 

民国32年(1943年),实行新县制,三道桥划归米仓县,县政府曾设在天主教堂内。民国36年(1947年),三道桥教堂开设医疗门诊,医务人员是从归绥公教医院毕业的修女李枝贤、周进勋、南宏义。驻堂修女还有武文新、穆进业、宋钦一。 

1954年,刘国恩司铎在一次施工事故中伤残,几年后逝世。1957年,万斗轩调往新堂任本堂,从此三道桥再无本堂神父。“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关闭。2002年,任爱国购置民宅1处,占地1800平方米,在此地兴建教堂,面积200平方米。现在未设置本堂,经常有赵世亮司铎来组织教徒过宗教生活。 

历任本堂司铎有:鲍恩波、于广义、蔡化民、贝清明、段云、孙雪帆、万斗轩。 

⑼圣家营教堂。位于临河市内。圣家营原名张大旗圪旦,天主堂成立后改名为圣家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叫新建营子。 

堂口初建于民国18年(1929年),开教司铎是比利时籍于广义。教堂曾办要理学校及男女小学。先后有王玛利、闵加辣、张广义、刘维民等修女在此驻堂并教学。民国32年(1943年),计善如任本堂。民国36年(1947年),设立诊疗所,由修女刘维民主持工作。 

1955年,教堂被关闭。1991年,杜江着手兴建小教堂1座,未设本堂,由临河代管。 

历任本堂有:于广义、米化中、计善如、韩朝枢。 

⑽五原教堂。位于五原县内。清光绪元年(1875年),德玉明到此处传教但未能取得进展。教堂于民国12年(1923年)建立,由圣家营子教堂代管。民国14年(1925年),康国泰为首任本堂。 

抗日战争时期,傅亭维任本堂,教堂也曾开设门诊,有修女主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五原教堂有教徒300余人,这些人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山西、河北等地新移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五原教堂被毁。1984年,恢复宗教生活,教会以2000元买回王泽普在教堂院内盖起的两间土房,作为教堂。司铎每年定期去送弥撒。2005年,五原县境内约有教徒500余人,散居各乡,本堂为李德厚。 

⑾临河教堂。位于临河市内。临河教堂成立于民国18年(1929年),先后有陈宽明等3人任本堂神父,后由陕坝代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没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教徒自筹资金20万元,购买解放西街66号一处旧院,院中破旧礼堂经修整用作教堂。1999年,周学清重建教堂,教堂为哥特式,面积近700平方米,钟楼高36米。2005年统计,临河有教徒3000余人,本堂是周学清,副本堂是田雷。修女常驻在此服务。 

⑿黄羊木头堂。位于临河市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建立,第一任本堂为郎国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15位司择任本堂。1995年,由裴习平司铎与郭正基主教筹款建堂1座。教堂落成后武福胜任本堂。1999年,贾志福继任。 

⒀东堂。位于磴河县三盛公东北,清光绪元年(1875年)德玉明曾在此地建立1座小教堂,并建立男女学校。现为弥撒点,由补隆淖本堂李月平代管。 

⒁乌海市教堂。位于乌海市。1958年,河套地区的教徒来到乌海,还有来自河北、山西、山东、乌兰察布盟、宁夏等地的天主教徒。因没有教堂,这些教徒常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行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政府批准,宗教活动可以公开进行。常有来自外地的神父段文智、王甫田、马仲牧、李文枢、郭正基、刘静山、范路易等来此组织宗教活动。1994年,周学清筹建海勃湾教堂,面积为351平方米,当时有教徒300余人。2005年有教徒1000余人。 

历任本堂为周学清、周世光、杨振杰,副本堂郑光杰与赵燕清。

1986年,郭正基在乌达建1座面积200平方米的教堂,原来由巴彦淖尔盟磴口县的司铎送弥撒,后由海勃湾代管。2005年,教徒有500余人。 

1993年,周学清在公乌素购地一块,并建小教堂1座,有教徒400 余人,历任本堂为南国亮、高明胜、宋伟。 

⒂巴彦浩特教堂。位于巴彦浩特市内。阿拉善盟近年也有从外地来的教徒,因此,巴彦淖尔教区于2005年在巴彦浩特建教堂1座,它也是阿拉善盟唯一的天主教堂。 

3.城川堂区。鄂托克旗、乌审旗早年属西南蒙古传教区,后归宁夏教区,现在划入巴彦淖尔教区。 

⑴城川教堂。城川教堂位于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所在地。清光绪元年(1875年),传教士在城川苏坝海子落脚后曾建小教堂一座。当地的一些穷苦蒙古人和从青海迁来的10余户蒙古人加入了天主教,也有喇嘛巴岱、普日布、哈拉吉岱等人先后还俗入教。清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天主教在城川设立教堂后,教堂由苏坝海子移到城川。教会修建1座约有8间房子大的教堂,20余间其他房舍,除此之外还在大沟湾一带挖掘了不少窑洞,以供教徒使用。教堂建成后,在教堂内设立男女学校。有教徒300多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教堂被焚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重建。民国7年(1918年),为了安全修建围堡。 

著名的蒙古语言专家田清波在城川工作时,曾开办男女学校。民国6年(1917年),城川发生严重饥荒时,为和大家共渡难关,本堂田清波把教堂粮仓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教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延安民族学院曾借用教堂的房舍,因此旧教堂的所在地现在建有《延安民族学院纪念馆》1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那里有马元牧、马仲牧、石生玉等3位蒙古族及回族马明德4位本地司铎。先后有蒙古族修女、贞女10人。 

教堂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旧教堂所在地为镇中学所用。 

2000年统计,城川苏木有2 000左右教徒,在镇上有六七百,且建小教堂1座,星期日神父来送弥撒。本堂建在镇东北,离镇10余华里,附近没有居民,有教堂1座,面积约200平方米,住神父2人,老贞女1人,青年修女2人,工勤1人。教堂曾收养弃婴2人,一个中学毕业后已参加工作,另一个正在读中学。教堂有果园10余亩。 

⑵鄂托克前旗教堂。该教堂位于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此地原来并无教堂,后来由于教徒逐年增多,人数近2000,教民自筹24万元,购买旧院落1处,建教堂1间,还有供神父居住的房舍数间。神父定期来送弥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城川一带先后建立的大小教堂有:城川堂、新寨子堂、黄蒿塘堂、东黑疙瘩堂、克泊尔堂、堆子梁堂、敖包岱堂、小桥畔堂、毛团库伦堂、宁条梁堂、硬地梁堂、伊当湾堂、十里铺堂、什鲁峁子堂、大银湾堂、姚白渠堂、黄羊湾堂、仓房梁堂、白土岗子堂、白泥井子堂。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鄂托克前旗(包括现已划陕西的堂区),共有教徒约5000人,其中1000余蒙古族。2005年,有蒙古族教徒近4000人,有同样数量的汉族教徒,还有几千在此地工作的陕西教徒,总计有教徒约万人。 

⑶小桥畔教堂。小桥畔教堂原属鄂托克前旗,现属陕西靖边县。清光绪四年(1878年)秋,有7~8家教徒在鄂托克旗无定河一带垦殖,乌审人说这块地方属于他们,于是把他们驱逐出去。第二年,司福音在几家蒙古教徒的帮助下,租下了靠近南山的“生地滩”,这就是日后的小桥畔。 

清光绪八年(1882年),与城川一起动工建了 1座较大的教堂。小桥畔教堂的外表没有西洋形式,而是把蒙古人的召、汉人的庙和回民的寺的特点糅合在一起的东方型建筑。堂口的金字对联是:“谦虚必获,恒求必得;崇之殿,祈福之宸”,横联是:“奉献己心”。教堂成人字形, 东西是男堂,南北是女堂,中间是祭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了防御回民起义军,经官方同意建起土围墙。墙高5米,厚4米,周围1 500余米,可供500~600人居住。现今土墙仍然存在,只是内里无人居住,仅留墓地1处,葬有修女1人。土围内墙脚下有洞穴多处,战乱中曾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墙外还有墓地1处,葬有神父4人:狄文治、叶庭芳、杨光被、兰缘义。 

在小桥畔东南10余华里外有1座“圣母堂”,它不是传统的能容纳好多人祈祷的教堂,而是一个既像蒙古人的敖包,又像汉人的大仙庙,牌楼上刻着“圣母堂”。司福音曾像牧师一样搭起帐篷,在这一带到处游走传教。每年八月十五日,在这里举行隆重的露天大弥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桥畔有教民240户,800余人。 

⑷宁条梁教堂。宁条梁原属鄂托克旗,后划归陕西靖边县。清光绪元年(1875年),传教士在此地购买土地多顷,修建土房20余间。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宁条梁教堂成为西南蒙古教区的教务府,那时宁条梁教务府有教民50余户,300余人。 

⑸新寨子教堂。城川教堂所属的新寨教堂建于民国26年(1937年),堂名圣弥额尔。城川教堂的门诊就设在新寨子,由比利时贺歌南传教士在此行医。教堂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组  织

 

一、教区划分  

教区是指教会的教务区域,一个教区由主教或代权主教负责。历史上,因为中国是新的传教区域,教徒很少,所以在明万历四年(1576年)成立澳门教区,整个中国天主教会隶属于澳门教区,而澳门教区又受印度果阿总主教管辖。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成立北京教区、南京教区、澳门教区。北京教区兼管直隶、山东、山西、蒙古、辽东、河南、四川。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洲、辽东、蒙古为一个新的教区,法国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主教为代牧。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为一个单独教区,委任法国遣使会孟振生为代牧主教。清光绪九年(1883年),巴耆贤主教报请罗马教廷批准,将蒙古教区划分为3个教区:东蒙古教区,包括以后的热河、赤峰两教区,总堂设在松树咀子,主教是吕继贤;中蒙古教区,即以后的察哈尔教区、集宁教区、绥远教区东部,总堂设在西湾子,主教是巴耆贤;西南蒙古教区,即以后的绥远教区西部、宁夏教区,总堂设在三盛公,主教是德玉明。 

民国11年(1922年),教廷划分内蒙古教会为4个代牧区,所谓代牧区是代替罗马教皇管理的教区,这4个代牧区是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4个教区。民国18年(1929年),划分成5个教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和集宁教区。民国21年(1932年),又分成5个代牧区和1个监牧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集宁、宁夏代牧区和赤峰监牧区。监牧区和代牧区性质一样,也是代替教皇监管教务,只是监牧比代牧级别低一级。监牧区的监牧虽然行使主教的权力,但未正式被祝圣为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教会根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把教区划为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集宁、赤峰5个教区。 

二、内蒙古天主教会与圣母圣心会

(一)圣母圣心会来华背景

18~19世纪,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各国的民众都想到海外寻求市场。教会的复兴也激起了海外传教活动的兴趣,传信部支持这些理想,并将一些有心人士组织成传教团体。 

圣母圣心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鸦片战争后,禁教令已被取消,传教活动可以自由进行,各国基督教会纷纷进入中国。法国最为迅速,遣使会、道明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耶稣会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二)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

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六日,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义司铎与会士司维业、韩默理、良明化3位司铎及林辅臣先生一行5人,从水路抵达中国,经上海来到西湾子,接管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工作。 

法国遣使会代权司铎白振铎负责移交工作。韩默理司铎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二十日做过如下的记述:白振铎司铎对中国司铎和修道生有两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在修会情感的牵引下,希望年轻的中国教士与修生,随他离开蒙古;可是另一方面,因为对这个传教区的深厚感情,他希望让他们留下。交接事宜结束后,白振铎与当地的遣使会中外传教士都离去了,留下张敬秀(玛弟亚)、林道远2位司铎,年长的郑保禄司铎也暂时居住在西湾子。当时蒙古教会,西区约有2000 教徒,分散在20余个村落;东区约有3000教徒,分散在40余个村落;中区西湾子有教徒3000余,分散在26个村落,西湾子本村有教徒近1000人。这就是中外7位传教士须要承担的工作。 

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传教士缺乏,南怀义司铎乘孟振生主教到宣化巡视教务之机,派何忠德、姚巴尔纳伯、赵仲相与赵仲举兄弟一行4人前往宣化,在复活节前夕领受铎品。清同治五年(1866年),南怀义司铎被委任为蒙古教区副主教。清同治五年(1866年)与清同治六年(1867年),又有几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到蒙古教区,这时内蒙古共有17位中外司铎。 

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初期,只有不到20位司铎。面对东西长2000余华里,南北宽700华里~800华里的辽阔区域,教徒又很分散,在人力分派十分困难情况下,他们非常注重培养热心教徒参与传教工作。“严格训练有志传教之教友,待训练期满,派遣各乡。传教先生比较其他居民,各人皆有一技之长,其中粗识医道者最多,尚称杰出,为人器重。宣讲教义,不久即大见神效”。 

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区初期,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首先遇到的是财务问题,他们的教区负债累累,很难适应这里的情况。良明化司铎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心性,因而一直和中国司铎保持着礼貌性的往来。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五日底,也色来华,无法适应生活,不久就回了国。清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阿承恩司铎来华,但不久也离开中国。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除战乱、土匪与灾荒,还有疾病。据统计,从清同治四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865—1900年),来华的传教士 172人,其中有42 人不是死于疾病,就是死于战乱,其中有的来华仅1~2年。斑疹伤寒对外国人更加可怕,一旦被传染,幸免于难的极为罕见。司维业司铎在下庙沟照顾伤寒病人时,自己也被传染,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逝世,来华不到2年,终年40岁。附近前来照顾他的遣使会梁、黄二位司铎也因传染而病逝。 

南怀义司铎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三日从西湾子出发到关东巡视教务,到了老虎沟,因沿途疲劳感受伤寒病,在二月二十三日病逝。这是圣母圣心会首批来华的4位传教士中,第二个死于伤寒病的人。南怀义来华27个月,终年不到45岁。南怀义为圣母圣心会会祖,1823年6月12日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在马林教区修道院完成学业后,于1847年9月18日晋铎。1849年,担任马林教区小修道院副院长,兼任一女修会的指导司铎。在此期间,萌发到中国建立孤儿院的想法。他的计划几经修改,后来决定到中国建立传教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于1865 年12月5日,他与他的会士及臣一行,抵达中国北方蒙古地区的传教区。南怀义司铎在赴关东之前,为防不测,已请求罗马任命司牧灵为他的继承人。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五日,罗马任命司牧灵为蒙古教区副主教。司牧灵原是荷兰遣使会会士,在清政府办的“通文馆”任法语教授。他辞去工作加入圣母圣心会。由于工作作风独断,在无法调和冲突的情况下,不久就辞去他的代牧职。 

(三)蒙古教务的发展

19世纪末,大清帝国所遇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人祸——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侵略;天灾——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50年里,全国发生大的水灾236次,平均每年有40个州县被淹没。然而最大的灾难还是干旱。旱灾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灾民之数世所罕见,仅山西“待赈饥民逾600万之众”。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直隶水灾以及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陕西、山东大旱死亡1000 万;清光绪“丁丑奇荒”(1877年)中,仅山西死亡5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3。由于灾荒,大批河北、山西、陕西难民逃往蒙古地区。移民蒙古地区本来是违反朝廷禁令的,但是法不治众,禁令名存实亡。面对沙俄、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野心,有人向朝廷建议“移民殖边”,巩固满蒙边界。“移民殖边”实质上是“移民实边”。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正式取消禁令,加速了移民的流动。移民每年以3公里~5公里的速度向北迁移。 

蒙古教区传教士抓住了机会,他们首先购置了土地,再转租给新来的移民。教士们甚至准备籽种、粮食以及耕牛农具,一并租借给他们。教会的租金又比地主们的少,这样新来的移民显然很愿意租种教会的土地。 

由于移民远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较少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易于接受新的思想,与传教士的思想交流阻力较小,这些人自然就成了教徒。 

司牧灵辞职之后,韩默理担任临时代牧。一年后,委任巴耆贤为代理蒙古代牧。巴耆贤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到达西湾子。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巴又被委任为主教及蒙古教区宗座代牧。在巴任主教期间,蒙古教会得到较大的发展。传教士们一方面发展教徒,另一方面强调修道院的发展。在刚接管教区时,修道院比较混乱,经过几年的整顿,修道生人数逐年增加。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修道生人数达到49人。先后共有19人晋铎。 

在传教方面巴耆贤是面向西部。西营子(南壕堑)是第一个重点。“扩张的计划是一次会议中所做的决定,那是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八日修会退省时,大家议决,修会可从西营子继续扩大中蒙古地区到察哈尔沙漠”。当时住在西湾子的居民也需要寻找新的土地而外迁,从而自西湾子开始向西扩展。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西营子建成了教堂,马也耳被任命为本堂。 

为了方便传教,传教士来华之前都要学习汉语,还要学习一点医学知识,但未曾学习蒙古语。向西发展就需要学习蒙古语,巴耆贤不仅自己学习蒙古语,还要求其他教士们努力学习,为此他聘用了一位蒙古语教师。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巴耆贤为了传教方便,将地域广阔的蒙古教区一分为三,即东区、中区和西区。东区包括赤峰,热河一带;中区包括西湾子、南壕堑、岱海、归化城、后坝(今武川、四子王旗一带);西区包括后来的宁夏、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与土默川。清光绪九年(1883年),罗马教廷正式批准蒙古教区的划分,委任吕继贤为东蒙古教区主教,巴耆贤任中蒙古教区主教,德玉明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位喇嘛与费尔林敦有过接触,这位喇嘛对天主教信仰有很大的兴趣,并且邀请传教士到青海传教。费尔林敦建议传教士到青海开教。同年,桑达钦巴的弟弟报告鄂尔多斯发生灾荒,传教士知道从那里可以获得廉价的土地。清同治十四年(1875年),阿拉善王爷与准格尔旗王爷由北京朝见天子归来,在察哈尔某地与教士相遇,倾谈之下,两王爷对传教士颇有好感,又悉知他们有志到西部传教,遂请他们西去。 

向西扩展本来就是巴耆贤的计划,为在“蓝色之乡”的归化城开展教务。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巴耆贤率张敬秀司铎西来归化城,居于三合村。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巴耆贤派德玉明、费尔林敦2位司铎,与56岁的老向导桑达钦巴一行人,到达准格尔旗,后又到达乌审旗,再后到了鄂托克旗的城川与宁条梁。在宁条梁,他们遇到一群教友和姓冯、姓钟的两位传教先生。德玉明此次西行与蒙古王爷感情融洽,对于传教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他发现这里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东归西湾子,请主教增派司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主教,增派杨广道、南治灵、桂德贞与司福音偕同德玉明西去传教。费尔林敦在桑达钦巴的大力协助下,遍访各蒙古王公贝勒,加入教会的蒙古族日见增多。杨广道与南治灵在准格尔旗的传教也颇见成效。不过蒙古教徒只有几家,入教的人多为汉族。 

(四)修道院及修会

修道院是天主教培养司铎、修女的院校,分男修道院与女修道院。男修道院又分备修院(或小修道院)与大修道院。修道院是教会最重要的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小修道院招收小学毕业学生,所以修道院的学制较长。通常在小修道院学习6~7年。主要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等文化课。文化课要达到高中毕业,外语是拉丁语,同时也要学习教会的基础知识。合格后再进入大修道院,学习哲学与神学共6~7年,学习期满,学业、品德合格者可晋升铎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的修道院招收初、高中毕业生,故学习年限较短,大约是8年左右。一般修道生在进入修道院之前,先要在备修院学习1~3年,合格后才能进入大修道院。 

女修道院的学制与男修道院类似,只是年限较短。 

修会是天主教司铎与修女的组织,不同的修会有不同的会规。司铎可以加入某个修会,也可以不加入;而修女则都有自己的所属修会。男修会都需要经过教宗批准才能成立。 

主要的男修会有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等。女修会有方济各会、仁爱会、奥斯定会、圣母会、献堂会等。不入会的女传道员称贞女,俗称“姑娘”,属教区领导。 

加入修会要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 

1.修道院。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前,蒙古传教区属北京教区管辖,北京教区修道院设立在北京。清道光九年(1829年),由于禁教日益加剧,薛玛窦司铎偕同李修士及其他8名修道生一同来到西湾子。从此,西湾子成立了蒙古地区第一所修道院。这是一所小修道院,大修道院设在澳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后,蒙古教区才建立了大修道院。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遣使会把澳门的7位大修道生接回本教区。从此,蒙古教区的修道生不再到澳门。清光绪九年(1883年),重新划分教区后,东蒙古教区很快成立了本教区的修道院和1所培养贞女的学校。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南蒙古教区在三盛公也成立了教区小修道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小修道院迁往巴拉盖。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巴拉盖迁往廿四顷地,这是后来绥远教区的小修道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廿四顷地小修道院为军队占用,修道院搬迁到村东李二的小院内。1954年,政府把教堂东边的贞女院归还教会,修道院遂搬回到教堂。这所修道院于1955年底,迁往呼和浩特市,与神哲学院合并。1958年,修道院并入呼和浩特市总堂,并开始与制毯厂联合,修道生半工半读。1959年后,因师资不足,修道生流失,修道院自行停办。只留修道生郭忠1人,张徽敬为最后一任院长。 

由于民国11年(1922年)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宁夏与绥远两教区。民国13年(1924年),宁夏教区又在三盛公成立小修道院。修道院于1951年停办。

民国16年(1927年)集宁教区在官村成立小修道院,后因修道院未经上级批准而解散。民国20年(1931年),又在老平地泉重办小修道院,有修道生60人。民国22年(1933年),修道院迁往玫瑰营。民国37 年(1948年),修道院停办。 

民国11年(1922年)前,各教区均有自己的小修道院,除西湾子外,均没有大修道院。所以各地小修道院的毕业生须派往西湾子继续学习。西南蒙古曾派白保禄、杨汝霖、刘福音与一位姓安的修士到西湾子大修道院学习,毕业后返回原教区。此时三盛公已成立小修道院,他们在修道院教书,准备晋铎。白、安二修士不久病故,杨、刘二人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闵玉清祝圣。清宣统二年(1910年)后,西南蒙古教区的小修道生毕业后,哲学生继续留在本院学习,神学生可以到东蒙古教区松树咀子修道院,如张怀义、段世忠、康景东就是从那里毕业归来的。 

民国11年(1922年),内蒙古教会在山西大同成立1所大修道院。民国24年(1935年),修生达77人。考虑到以后大修道院无法容纳各教区派来的修道生,决定在归绥市旧城水磨街买地55亩,成立哲学院,大同大修道院成为神学院(大同神学院于1946年解放战争中被毁)。一年后,即民国25年(1936年)暑假哲学院落成,从此哲学院与神学院分成两院。 

小修道生共有280人。小修道院的人数不会很多,一般多是30~50人,又分成几个年级,每个班级超过20人的时候很少。小修道院有时也聘教徒任教。修道院的规矩十分严格,凡不能遵守纪律或学习成绩不合格的,都要劝退,能从小修道院进入大修道院的不会超过1/3。修道院虽小,教学设备在当时却属于先进。比如廿四顷地小修道院有教室、自习室、寝室、浴室、餐厅、阅览室、图书室、小教堂,神父的办公室、卧室应有尽有,砖瓦结构,宽敞明亮。还有多种乐器,修道生都要学习几种乐器,特别是风琴,几乎人人都会弹。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修道院从国外购进各种物理仪器,如起电盘、显微镜、马德堡半球,发电机、电动机、电报机、火车头等模型,天枰、试管、烧杯,各种酸、碱、盐等化学药品样样俱全。地方学校常向他们借用。民国12年(1923年),修道院买回发电机,从此修道院及廿四顷地堂区安装了电灯。此外还购置小型幻灯机。 

内蒙古各教区于1985春在呼和浩特成立了神哲学院,修道生由各教区选派。 

2.修会。内蒙古教区的男修会主要是圣母圣心会,会士多为比利时与荷兰籍司铎,中国籍司铎入会者只有王志远、常守义、张文诏等3人。常守义是唯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人。 

常守义是凉城香火地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三日出生,圣名若瑟。民国16年(1927年)7月24日,晋铎。民国17年(1928 年),在西湾子教区垦务。民国18至21年(1929—1932年),在辅仁大学读哲学,毕业后在绥远哲学院任教,后来又任院长。民国35—1954年,在辅仁大学任哲学教授。著有《哲学概论》。常守义1991年11月25日逝世于玫瑰营。 

在堂区服务的会士接受双重领导,既接受教区主教的领导,还要接受本会会长的领导。会长有总会长与地方分会即省会长。总会设在比利时。 

为教会服务的女性所成立的组织称之为女修会,会士称为修女。修女服务于教会的育婴院、要理学校、学校、医院,或服务于各种慈善组织。修女入会要发愿,有暂愿与永愿两种。发誓遵守“三愿”一年或几年的是“暂愿”;如果发誓一辈子遵守“三愿”是永愿。一般都是连续发几次暂愿,再发永愿。一旦发永愿,就不能再结婚,就不得拥有个人财产,就得严守会规,听从会长的命令,把自己完全交于教会。 

集宁修女会建于民国19年(1930年),是内蒙古教会的第一个中国籍修女会,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会名为“圣母献主于堂修女会”,简称“献堂会”。建会的目的是传教,方法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如服务于诊所、学校或其他慈善机构。第一任会长为张玛利亚(张智良之妹),副会长为杨德肋撒。民国22年(1933年),凉城、老平地泉、官村也分别成立分会。张熙兰是继张玛利亚的第二任会长,一直担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会解散为止。修会设立保守院与初学院。截至民国37年(1948年),共招收修女11批,培养修女137名。 

献堂会虽然是中国籍修女会,但集宁教区第二任主教樊恒安认为,中国人不具有办修会的经验,因此也邀请外国籍司铎、修女担任指导工作。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当比利时与荷兰司铎被驱逐后,曾邀德国籍司择秉德担任神师。献堂会的神师先后为李树世、高东升(荷兰)、秉德、(德国)、田种德(比利时)、雷春杨(比利时)、易世兰。 

民国5年(1916年),本堂司铎邓维道请来外国籍修女组建玫瑰营方济各修女会分会。民国5—15年(1916—1926年),院长为外国人, 姓名国籍不详。民国16至36年(1927—1947年),由德国籍修女国静修任院长。1948—1951年,由德国籍修女白玉珍任院长。 

1992年,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政府批准成立全区第一所女修会,会址设在呼和浩特市总堂,会名为德兰修女会,招收来自集宁、赤峰教区的保守修女近20人。后来各教区相继成立教区修女会。 

 

教 办 事 业

 

一、教区划分

教区是指教会的教务区域,一个教区由主教或代权主教负责。历史上,因为中国是新的传教区域,教徒很少,所以在明万历四年(1576年)成立澳门教区,整个中国天主教会隶属于澳门教区,而澳门教区又受印度果阿总主教管辖。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成立北京教区、南京教区、澳门教区。北京教区兼管直隶、山东、山西、蒙古、辽东、河南、四川。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洲、辽东、蒙古为一个新的教区,法国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主教为代牧。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为一个单独教区,委任法国遣使会孟振生为代牧主教。清光绪九年(1883年),巴耆贤主教报请罗马教廷批准,将蒙古教区划分为3个教区:东蒙古教区,包括以后的热河、赤峰两教区,总堂设在松树咀子,主教是吕继贤;中蒙古教区,即以后的察哈尔教区、集宁教区、绥远教区东部,总堂设在西湾子,主教是巴耆贤;西南蒙古教区,即以后的绥远教区西部、宁夏教区,总堂设在三盛公,主教是德玉明。 

民国11年(1922年),教廷划分内蒙古教会为4个代牧区,所谓代牧区是代替罗马教皇管理的教区,这4个代牧区是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4个教区。民国18年(1929年),划分成5个教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和集宁教区。民国21年(1932年),又分成5个代牧区和1个监牧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集宁、宁夏代牧区和赤峰监牧区。监牧区和代牧区性质一样,也是代替教皇监管教务,只是监牧比代牧级别低一级。监牧区的监牧虽然行使主教的权力,但未正式被祝圣为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教会根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把教区划为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集宁、赤峰5个教区。 

二、教办事业

(一)开办育婴院

教会把收养弃婴当成自己的一份重要工作,几乎所有的教堂都有育婴院,专门收养被人遗弃的婴儿。 

在育婴院初建之时,教堂为鼓励人们把弃婴送往教堂,对送婴儿的人都要给予一定的酬劳。有的地方给他们200铜钱,一斗谷米。后来发现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有人拐卖婴儿,天津教案就是因此而引发的。后来教堂不再接受外人送来的婴儿,只接受亲属直接交来的婴儿,并登记姓名、地址,也不再给予酬劳。教堂要给收养的弃婴雇用奶妈,一般都是把婴儿送往奶妈家。教会按月付给相当的工钱,婴儿所需衣服被褥,教堂也都要付给。教会有专人负责看望婴儿与奶妈,在婴儿四五岁时教堂再接回到育婴院,再专门由贞女或修女管理。要教他们经言要理,要让他们学习女工、烹饪,还要读书识字。若有天赋还要进一步培养,有的成为教会的老师,有的成为贞女、修女或神父。 

教堂收养的弃婴多数是女婴。待他们长到十八九岁时,由教会给他们做主,征得他们的同意,男婚女嫁。弃婴中痴呆、残疾者都终身留在教堂。 

教会在民国29年(1940年)前,收养过2万余名弃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记载教会哺育成人的弃婴有15 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育婴院不再收养新的弃婴,在已收养的弃婴长大成人后,自动停办;

(二)开办养老院

教会的堂口基本都开办育婴院,所收养的婴儿中总会有残疾痴呆者,对于这些人教堂只能终身收留。此外地方总会有些无人照顾的鳏寡孤独,教会也负起收留他们的责任。进养老院的人,不需要交纳食宿等生活费用。如能行动的,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种菜、养鸡、喂猪。任何人,只要确实无依无靠,不分教内教外,教会总不会拒绝,因此有时人满为患。养老院都由修女或贞女负责,有时也雇用教徒来服务。凡进入养老院的人,教会要负责到底,生由教会管,死亦由教会葬,花费不会少,这也是教会的一大开销。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西湾子高家营子成立了第一所养老院。最初只收女性,后来也收男性,这所孤老院是由一位女教徒和她的女儿开办的。母女俩亲自为孤老服务。民国25年(1936年),有老人71名。据民国28年(1939年)出版的《蒙疆天主教大观》(日本人平山政十著)记载,集宁教区男养老院有老人35人,还有男盲哑33人;绥远教区男养老院中有老人235人。至民国29年(1940年),内蒙古各教堂收留过1000余名孤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老院停办。现在巴彦淖尔教区有1所养老院,有修女负责。呼和浩特一些教徒成立1处残疾院,收留残疾婴儿。 

(三)赈济灾荒

北方荒年很多,最常见的是旱灾。清光绪三年(1877年),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灾年,死者难以计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民国18年(1929年),都是荒年。一位传教士描写他们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城川一带的赈济情况:“地上再也找不到食粮了,教士们只好购买山羊、绵羊给灾民们分来吃。教堂收留遗弃的儿童,出钱在民家寄养。耕牛已被宰杀净了,教士们天天忙着为饥饿的人寻找食物,猎获的鸟兽也分给饥民。”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察哈尔大荒,巴耆贤主教令教士们“以最大的努力,拯救灾民,如果粮食散尽,不妨变卖最后的资产”。他自己借过5万法郎,从事救济灾民的工作。在南壕堑,教士们一个月内发放过200袋麦子,收养弃婴1500余名。 

民国18年(1929年),全内蒙古地区发生大旱灾,250余处教堂都成为救济所,教士们写信给他们的亲朋请求支援。许多教徒都慷慨解囊。华洋义赈会、美国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机构共同组成的赈济会,此间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教会协助救济工作。 

除过旱灾外,还常有水灾,特别是黄河两岸。土默特银匠窑位于黄河北岸,离岸很近,地势又低。民国23年(1934年),经国联水利专家同意,教会出资帮助村民将村庄北移几公里。就在村民迁往新居的第二天,河水出岸,旧村全部被淹。民国25年(1936年),黄河南岸的大淖儿、新城、南圈子都被洪水冲毁。教堂又成了救济所。教会给村民提供籽种、食粮、农具,也无息给他们贷款。在教会的帮助下,村民很快重建了新的家园。同时为了防止水患,教堂又组织村民挖渠、筑堤,并在河岸植树造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生活得以恢复,社会上的募捐活动,教会与教徒都要积极参与。此外教会还自己组织慈善募捐活动。 

(四)开展文化教育

1.开设要理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何一个堂口都要建立要理学校与育婴院。一个堂口可能没有长驻本堂司铎,但总有要理学校与育婴院。这两者都由贞女、会长与传教先生主持。要理学校是传授教理的地方,使用的课本是《要理问答》小册子。通过背诵要理问答既学习教会的基本道理,同时也可以识字。许多人就是在这种学校扫盲的。要理学校有短有长,短的只用一两个冬季,长的可达几年。长期的要理学校,除过学习经言要理外,还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再长的还可以学习四书五经及地理和历史。 

100多年前,北方农村只有男私塾。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湾子已经成立了女子要理学校,有60余个女生,年龄在8~13岁。有两位贞女,还有大会长和二会长的夫人助教。 

2.创办公学。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初期教会所办的学校主要是要理学校。但是当时教会就努力创办更多的小学。清同治七年(1868年),南怀义发表公函说:“各信教的家长,必须设法使自己的子女上学,我希望在每个信教的村庄,有1座小学校,我将尽我所能,助其成功。” 

教会认为要实现每个信教的村庄都能有1所学校,师资培育是第一要务,所以教会很早就创办了培养师资的学校即“公学院”。“公学院”一直存留在民国年间。成立最早的公学院是在东蒙古,它为教会培养了大批小学教师。 

公学院中,以中蒙古教区南壕公学院在教会内最为有名,在这所学院学习可以免交学费。这所学院不仅教国文、四书,还重视数学及其他自然学科。后来成立的女子学校也同样。这两所学校不仅为当地,也为西南蒙古教区培养出一大批教师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绥远教区教会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来自南壕堑公学院。 

3.建立新制学校。这是教会学校发展的第三阶段,时间主要是在民国年间,它的特点是学校正规化,学校由政府立案。司铎们按照地方情况,努力改善当地的教育事业,在各堂口创办初级小学,在区公所创办完全小学,在各教区设立中学或师范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遵照教育部的章程,与公立学校是一致的。入学是免费的,住校学生的花费也很少。对于特殊情况,教会还会给予特殊照顾。因此,贫穷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读书。他们不仅可读小学,还可以读中学,甚至帮助他们读大学与出国留学。 

民国14年(1925年),全内蒙古教会共有学校738所,学生总数为21 204人;民国24年(1935年),有学校960所,学生总数为25 450人。在这近千所学校中除少数司铎、贞女、修女外,其余的老师多是教徒,这些教师大多数是公学院的毕业生。究竟有多少教师在教会学校从教,未见统计。 

抗日战争中,外国司铎与修女被日本侵略者集中于山东,教会的财源枯竭,教会在其他方面也都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民众的生活也艰难异常。但是学生人数却增加了3000人。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学校继续办,育婴院、养老院也照样维持。归绥市的“恒清中学”、“护士学校”;三盛公的“明德中学”;集宁教区的“平兰中学”、“文化中学”;玫瑰营“女子师范讲习所”,窑子沟的“家政学校”都有一定的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河套地区官方作过统计,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占学龄儿童的10%~20%。鉴于当时多数儿童并不上学读书,那么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占人学人数的比例要比20%高得多。实际上穷困落后的内蒙古农村,除过教会学校及少数私塾外,几乎没有学校。 

4.开展文化研究。无论是来华的外国籍传教士,还是中国籍教士,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内蒙古的传教士虽非像明清之际在华的耶稣会士是饱学之士,但大多数亦学有专长,以适应社会需要。中国籍教士张维祺著作甚丰,张司铎凉城人,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逝世于民国24年(1935年)。他在19世纪末开始用白话文写作。那时多数人不能接受他的作法,但他却不以为然。他说,写书的目的在于让人看,只有用白话写书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才能达到写书的目的。他写完后,总要读给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去听,直至修改到他们满意为止。可以说,张司铎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张维祺还倡导“送书善功”,且以身作则,他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花在“送书善功”上。他的著作出版额超过20万册,他个人的赠书数以万计。 

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教,为此他们必须融入社会,所以学习语言特别重要。不少的外国籍教士特别重视学习语言。田清波是国际公认的蒙古语言权威,他进入初学院后,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自学蒙古语,这为他日后研究蒙古语言,奠定了基础。他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来鄂尔多斯,直到民国14年(1925年)离开鄂尔多斯的20年中,收集了大量的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语言、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资料。为了收集这些资料,他与蒙古人生活在一起。他的著作《鄂尔多斯(南部)蒙古方言》、《鄂尔多斯志》、《鄂尔多斯民间文学》、《鄂尔多斯蒙古语词典》、《蒙古源流》等成为世界公认的蒙古语言权威著作。民国14—37年(1925—1948年),他在辅仁大学研究和整理这些资料和笔记,后来都出版发行。他对《蒙古秘史》做过研究,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著述。主要著作有《蒙古语集》、《蒙汉大词典》。他不仅在蒙古语言方面有成就,在考古、古生物方面也有贡献。他曾协助桑志华、德日进神父到城川考查在那里搜集了大量化石。由于田清波在语言方面的贡献,他得到许多荣誉,教会称他为“蒙古人的宗徒”,学术界称他为“蒙古学泰斗”。 

民国29年(1940年),在归绥神哲学院任教的徐正鹄神父,精通四书五经,又善书法。 

来华较早的陶福音,在四书五经上有专长,他用白话文注释四书五经,以便来华的传教士能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的教士在地方语言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如闵宣化编写出版《华语方言类编辑》、《中国语初范》、贺登崧出版《大同方言学》、何雪澍著《中华荷兰字典》、杜维礼积40年的辛劳编撰《察哈尔方言类编》、闵玉清编撰《蒙法/法蒙口语字典》。 

继清康熙年间传教士划定经纬度,教士白玉贞于民国初年在热河48处进行测量,划定了经纬线。后来又与吕登岸共同绘制成内蒙古地图多种。 

传教士在许多地方设立气象观察站,如在西湾子、南壕堑、大同、松树咀子、什拉乌素壕、舍必崖、廿四顷地、巴拉盖、三盛公、小桥畔。定期观察记录、汇集,给上海天主教天文台提供气象资料,对气象研究作过有益的工作。 

传教士在植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建筑学等方面都有过贡献。特别是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3位司铎的考古活动,对日后内蒙古的考古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印刷出版。为了让教徒能了解教会的基本教义,仅靠口授是不够的。为了传播教理,发展文化教育,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十日西湾子创立了1座印书馆,后来把印书馆迁移到高家营子。其实远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一位精通刻版印刷术的传教士,在西湾子设立印字局1所,以解决当地教会需要的书籍。 

民国19年(1930年)前后,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城川教堂建立1座蒙古文印刷馆。由马仲牧的父亲把蒙古文写成印刷体,然后派人到天津学习铸刻技术。城川的蒙古文印刷机是内蒙古中西部唯一的蒙古文印刷机,这架蒙古文印刷机一直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6.开展医疗卫生。 ⑴开办诊所。传教士不是医生,教会法典曾规定,如果没有得到特别允许,不允许司铎当大夫,特别是外科大夫。但是在传教区,允许传教士业余为村民提供医药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教会有中外传教士300余人,中外修女也是300余人。驻在200余个堂口,管理着600余个公所。这些人大部分是兼职医生,他们从各种渠道得到药品,免费为村民诊治。有的外国教士还学会了针灸和使用地方药材。 

宁夏教区的小桥畔是三边一带的施药中心,附近的居民常去看病。平均每年施药1万剂。狄文治司铎在他传教的30余年的生涯中从未间断为病人服务。银川诊所开设于民国20年(1931年),平均每日有100名患者就诊,每天要有2~3次出诊。三盛公诊所,每年有1万名就诊的病人。包头教堂诊所每日就诊的病人为50~60个。巴拉盖诊所每天除给孤儿、男女学生看病外,也给附近村民诊治。每年施药2万余剂。廿四顷地、玫瑰营、凉城等地也都一样,每年都要为村民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诊疗。 

据统计,绥远教区1年内治疗的病人数为26 000人。 

⑵建立医院。西湾子门诊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民国27年(1938 年),扩建,增添设备,聘请医学博士舒兆勋主持工作。医院成立前,当地的婴儿死亡率高达57%,自舒博士主持小儿科后,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 

规模比较大的医院是归绥市“公教医院”。当时它是内蒙古地区从规模、设备上来看都是最好的医院。医院于民国10年(1921年)由吕登岸司铎创办。吕登岸1874年10月15日生于比利时白维尼。1895年9月8日,发愿入会。1898年9月21日,晋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五日,被派遣来华。民国9年(1920年)7月,他当选为圣母圣心会会长。任会长不久,决定在归绥市建立1座医院。民国24年(1935年)12月,吕登岸被任命为“天主教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医院占地200余亩,医院有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小儿科。有120个床位,外科手术室、放射科、化验、消毒、药房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花园、小湖、几座供医生居住的小楼。还附设特殊的病房——戒烟房,专门收治吸毒者。医院从开办就附设了男女护士学校。截至1952年,政府接管医院为止的30年中,共培养出护士 300余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内蒙古各地的卫生所或医院的骨干。 

在医院工作过的中国籍大夫有:法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张汉民、宋元凯,前者是眼科大夫,后者是精神病专家。还有陈少波、孙橘权、张汉宏、黄鸣谷、陈家宾、张圣才、袁锡康、王聘臣、舒兆勋,他们都是医学博士。外国籍大夫有:建院初期有比利时籍那、甘2位博士大夫;匈牙利眼科专家施道拉;奥地利外科专家邹大夫;波兰籍外科女专家;美国籍安德森、毛利斯大夫;德国籍韩大夫;比利时籍眼科专家司福音、兰衡思;德国籍犹太人,结核病医生汉森。院长或代理院长;桑世希、费怀永、王守礼、张升文、王学明、白祥、傅建中、宋连明、许昌、王守礼、徐正鹄、裴德思、王守礼。 

⑶开展防疫。100余年前,塞外居民不时遭受瘟疫之灾,其中最可怕的是鼠疫与霍乱,一般人又非常缺乏卫生预防知识。有记载说,民国6年(1917年)政府派医生来教导村民防预知识,然而村民不让他们进村,也不与他们接触。由于不懂防预,瘟疫流行甚猛,有的地方曾出现过十室九空的悲惨现象。教士们告诉村民,隔离病人是防止瘟疫最简单的办法。在司铎的耐心教育下,教徒聚居的地方,逐步采取了隔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瘟疫的漫延。民国19年(1930年)区鼠疫流行,教士们为村民注射防疫针,组织人埋葬死者,焚烧一切可以传染疾病的遗物。 

伤寒是最可怕的流行病之一,对外国人更加可怕。清宣统二年至民国19年(1910—1930年)20年中,竟有112名外国传教士死于各种瘟疫,其中72人死于伤寒,他们之中有半数不到35岁,有的人来华只有一两年,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民国19年(1930年),圣母圣心会会长吕登岸成立“斑疹伤寒队”,专门研究防治办法,研究小组中有原公教医院大夫张汉民。张汉民大夫曾到波兰学习制造疫苗。民国22年(1933年),制出疫苗,每年为400~500人接种,虽然离根绝还甚远,但斑疹伤寒的致死后果已遏止,大量死亡的年代已经过去。  

7.注重农村发展。⑴移民垦殖。清朝末年,由于荒歉,清政府出于政治、安全需要,鼓励移民到蒙古境内。新来的移民有的做雇工,有的租种地主的土地。当时巴耆贤从蒙古人那里租来大量的土地,然后再转租给移民。租地主的土地分成的比例为3:7。即地主得3成,租户得7成。租教会的土地分成比例为2:8、2.5:7.5或3:7.如果租种地主的土地,租户要交纳各种田赋,租种教会的土地则教会代为交纳。如遇荒歉教会不再与租户提取分成。有时教会还给教徒们提供籽种、耕畜与农具。教会这样做,在于吸引移民租种他们的土地。如果没有这些优惠,移民就会去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优惠一方面确实吸引了一批人入教,另一方面也与地主们产生了矛盾。 

教会分配土地时,要根据土质的好坏,家庭人口的多少,以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且略有节余为限。有的地方每户30亩~50亩,有的地方70亩~80亩,有的地方非达到一顷不可。教会一般不把土地出租给单身汉。租种教会的土地还有别的条件,首先是不得种植鸦片,因种植与吸食鸦片违反教规;还有不得转租他人,以免有人从中牟利。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由于大量的移民涌入内蒙古境内,而国家的行政组织尚未健全,于是教会在教徒聚居的村庄不得不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比如教会曾组织土默特银匠窑子村集体北移。又如兴和县窑子沟,土地贫瘠,饮水也不便,而村东不远有一块地,土质极好,很适宜居住耕种,但是由于土匪出没,没人敢来开垦居住。后来经教会和政府共同努力,在此地建立了新的农村,教会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钱财。 

⑵兴修水利。虽然早在18世纪已有人到后套垦殖,但大规模的开垦却是在清政府解除“禁垦令”之后的事。传教士是较早进入后套地区的人。他们进入后套之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置地修渠。据统计,教会在杭锦后旗修渠378公里,有的渠宽10米,深2米。在后套,因教会开发水利而受益的土地可达到3000余顷。 

在后套传教的邓德超司铎是位水利专家,许多水渠都是由他计划、测定线路、计算渠道的长短、宽窄、深浅,由他亲自指挥施工。在几十年的建设中,使许多荒地变成良田,成为塞外的米粮仓,即使移民大量涌入,仍能有多余的粮食运往套外。特别是遇到荒歉,河套地区被解救的灾民是无法统计的。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革命军的供给全靠河套;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部队进驻河套,大量的供给也来自当地。 

包头地区的巴拉盖是黄泛区,原来没有居民。后来经教会出资修筑堤坝、挖通渠道,使盐碱荒滩变成了良田,成为可供几千人居住的大村庄。 

在托克托县永圣域村,教会出资,在村南、村北修两条渠,长几十里,可灌溉地百顷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堂区修渠40华里,三分之一的资金由教会支付,使近百顷土地受益。 

凡是教徒比较多的堂口,特别是教会拥有大量土地的地方,教会差不多都要兴修水利。由于大兴水利,教会需要投入一大笔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来自庚子赔款,一部分来自教会田地的收入,还有一小部分是国内外的捐赠。 

⑶植树造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很少能见到大片树林,人们也没有植树的习惯。然而传教士们却不然,走到哪里就植树到哪里,只要是能生长树木的地方,就要让它长出树来。教士们在植树中所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大的,干旱少雨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树木的成活率很低,而且生长缓慢,这就需要更多的付出。此外当地的村民没有植树的习惯,也没有保护树木的意识。有时教堂栽了树,村民拔回去当烧火柴用,或者村民在放牧时不予保护,任意让牧畜啃吃。所以为了养成植树与保护树木的习惯,传教士要动员村民一起栽树。 

教士们栽种的第一块树林在兴和县二十三号村,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始到民国26年(1937年),形成一片占地400余亩的森林。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堂区曾有树林200余亩,迭力素有800余亩,托克托县什拉乌素壕共植树1000余亩。集宁玫瑰营有树6000棵,官村有树地20亩,望爱村40亩,凉城一带树木繁茂也与教会有关。河套三盛公有2处苗圃。 

⑷引进新品种。农民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常持怀疑态度。传教士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也曾接受过医、农、林、牧等方面的培训。所以在农闲时,他们把教民组织起来,除传授宗教知识外,也要教他们一些科技知识。每个教堂差不多都有一块园地,这就是一块试验基地。有的教堂试种花生、红薯、棉花,但试验没有成功。有的地方引进比利时的胡麻、苜蓿、酵母花、法国的小麦。还有的教堂试种新品种黄豆。比较成功的新品种是西红柿、圆白菜、萝卜、莴苣等蔬菜。 

城川曾引进阿拉伯马,以便和蒙古马交配,但失败了。后来又引进瑞士细毛羊,收到了良好效果。有的地方引进法国诺曼底牛,也获得成功。有的地方培养出一群黑色卷毛羊,此种羊皮叫紫羔皮,价格昂贵。试验是成功的,但是被土匪全部赶走。 

蒙古牛的产奶量少,察哈尔有一教士引进一种乳牛,其产奶量是当地的许多倍。教士们原意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如果人们习惯奶食,一头牛就能养活一家人,而养一头牛远比种一家的土地省心省劲。但是人们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后来,教士们设立了牛奶公司,买回一批设备:黄油机一架,消毒机一架,制造罐头机一架。公司有牛100余头。 

⑸成立互助社。北方新移民农村,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流通不畅,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在正常年景下还可以勉强维生,一遇灾荒疾病等天灾人祸,就可能要家破人亡。传教士们注意到,教民村一般都远离城镇,交通闭塞。收成好的时候粮食运不出去,当地的粮食非常便宜;歉收时粮价猛涨,是平时的3~6倍。有的地方教会曾提供资金在当地修筑大的粮仓,储存丰收时的多余粮食,以备在荒年时使用。这种合作社性的组织由村民自己管理,教会起监督作用。如果有人需要借粮,就向合作社提出申请。春借秋还,秋天交还的自然比春天的要多一点。据记载,10余年中,合作社用盈余的粮食买回10几头耕畜,为村中无依无靠的人提供帮助。 

在鄂尔多斯的司铎们发现,商贩们卖的布匹是大城市的3~4倍,商贩们牟取暴利。后来南怀义司铎从天津购买回布匹及其他生活用品,以合理的价格卖给教徒。借贷的利率高得让人难以承受。教会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行为,教会曾组织村民建立自己的“公会”,即“穷人的银行”。巴士英为公会提供1500两白银,教徒们也出同样多的银子,还有教外人士也提供资金。凡需要借贷,只需要两个人作保,就可从公会提取一笔小额低息贷款。 

(摘自《宗教志》,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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